错用准则

北京一再发表官方评论，指“不容法轮功在港横行”，有关官员又多番表示，期望特区政府“妥善处理法轮功问题”，特区政府受到中央的压力，实在已表面化，不容否认也毋须否认了。本来一切依法办事的特区政府，对任何社团活动、社团宗旨及信仰都是既不必研究也不必表态的，只要不涉及违法活动，一切听之任之。然而在“一国”的压力下，董特首不得不在立法会表示，法轮功“多多少少有点邪教性质”，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更是离谱，在上星期四说法轮功是“左道旁门”，“导人迷信”，“有好多中国民间传统迷信色彩！”

政府一旦用“反迷信”的思维方式去反对宗教活动，社会就不会有宗教自由了。早些时候，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在香港表示，法轮功“反科学”。笔者实在很难明白，如何用科学的准则去要求宗教，而他这个宗教事务局局长又是怎样去处理宗教事务的。

科学、宗教、艺术，早有学者作清晰的界定，认为科学追求的是“真”，宗教追求的是“善”，艺术追求的是“美”。我们不能要求从事科学工作的人，他的研究一定导致“善”，否则别说大量杀伤性武器不会制造出来，甚至核子裂变、聚变的研究以至基因研究都不容许了。我们也绝不能要求艺术创作一定要“真”，否则魔幻小说、童话、《西游记》等巨着就都要否定了。同样，我们也不能以“真”来要求宗教，基督教的《圣经》记载耶稣给人治病，用手一摸盲人就重见天日，这是“科学”还是“反科学”？要说“邪教”，耶稣就是因为当时被人指为“邪教”才会被钉十字架的。

法治社会只以法律来管制一切“人的活动”，包括科学、宗教、艺术，而绝不涉及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管治就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只有意识形态的管治，才会用科学的标准去取缔宗教，用道德的标准去禁制艺术。这种错用准则的管治其实只出于一个原因──就是当权者感到权力受到挑战。特区政府的权力来源自中央，源自“人治”的“一国”，特首和保安局局长守不住法治原则而一再“表错情”，也是基于保住权力的原因。

转自“苹果日报”，作者李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