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发展取得巨大成果的今天，腐败问题会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其中有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共同面临的一种发展综合症的因素：原有的规范已经失效，新的规范又来不及形成，或者形成以后还来不及对人们形成一种有效的约束能力。但关键的还是一个社会制度问题。尽管江泽民说要把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他已经没有能力把腐败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了。

失去制衡，则绝对的权力就变成了绝对的腐败。比如说，在“6．4”事件中，学生、市民当时提出的最主要的要求就是“反官倒”、“反腐败”；如果89年北京政府接受他们的正确意见，加速政治体制改革，进行一些政策的调整，加大对腐败打击的力度，那么，它不但可以避免流血，而且也可能使得成克杰案件不至于继续膨胀到那么恶性、那么严重的地步。然而厦门远华走私案，中共全面镇压了社会要求反对腐败的声音。如此，中共怎么去号召它的全体党员、全国老百姓来进一步反腐败呢？而中国的司法体制在反腐败的能力方面，又怎么取信于天下呢？！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政治应是一种责任政治。人们也许记得，“6．4”事件以后，这一届政府领导人上台的时候，都把反腐败当作一个很重要的施政目标、纲领，不管是“14大”、“15大”，还是每一年人大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反反复复地重申政府在反腐败方面的决心和它所采取的措施。但是，我们所看到的现实是：腐败越来越严重了。造成目前如此严重的腐败后果，谁来承担责任？现在的执政者上台时的许诺没有兑现，应该怎么办？这些都需要好好地进行检讨。

客观地讲，中共的一些政策措施、法律规章，为打击腐败已经做了很大的调整。用北京政府自己的说法，应该是“法制建设初具规模”。纪委、监察部、反贪污局等专司反腐败职能的部门已经纷纷建立起来，但都效果不彰。有些新设立的这些职能部门本身就参与贪污腐败。司法部门更是执法犯法。无论是纪委、监察部、还是法院，都是执政党一家的。整个根基还是建立在中共一元化的权力控制基础上的。它们相互之间形不成一种有效的制约——不像有分权机制的西方社会，在腐败萌芽一出来的时候，就可以制约它、批评它、暴露它。相反，中共因为权力缺少制衡，腐败问题变成共产党内部高层权力斗争的一个导火线。从改革开放之初的“海南岛汽车事件”、福建的“晋江假药案”，一直到后来，不管是成克杰李鹏家人参与腐败、还是贾庆林厦门远华走私案的恶性腐败，都成为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筹码。

我认为反腐败的著力点应该是在分权制衡上。分权制衡的关键突破口是多党制和新闻自由。如果不开放党禁、报禁，不实行真正的权力制衡，司法就不可能真正独立，腐败也不可能真正反掉。未来中共就只能在腐败越反越严重的恶性循环中继续腐败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