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法治來說，首先就是，它自己的文化基礎不能依靠自己得以建立。任何法治都需要必要的文化基礎，但任何法治都不可能爲自己的存在建立一個必要的文化基礎。每一個民族都在自己的發展歷程中形成自己的既有文化，這種既有文化具有保守的、不容易改變的性質。衆多的民族文化中，有的文化適宜法治的生成與發展，有的則不適合法治的生成與發展。對於沒有法治文化基礎的民族，他們要建設法治就必須對自己的文化進行必要的變革，使之適合法治的生成與發展，而這個變革與發展，法治本身是無能爲力的。這恐怕是法治的一個極大的無奈。

其次，法治的啓動得依賴優秀的人物——社會精英的卓越貢獻，而無可奈何地在人治的基礎上開始啓動。也就是說法治的無奈在於法治無法自行啓動，並且必須藉助於它所反對的人治。任何民族的法治都是在一定程度人治基礎上產生的。如果說古羅馬存在關於法治的某種社會實踐，那麼它的啓動也離不開古羅馬優秀人物的重要作用。至於資產階級的法治，如果沒有那些優秀的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其產生和發展是無法想象的。當法治啓動的這種人治基礎不具備時，法治就無可索求。法治啓動的這種尷尬，顯然也是法治的無奈。

第三，法治不會是完美無缺的。法治只是相對於人治、德治、禮治有它成功和優越的地方，但並不決然是最好的或完美無缺的。追求完美，是人生與社會的理想，然而人們總是看到，完美的法治只能是期望而非現實，這就爲法治被人所詬病提供了客觀的基礎。如果人們在這一問題上缺乏清醒的認識，在否定人治、弘揚法治時，人們棄人治而求完美的心理就無法獲得滿足。面對不完美的法治，甚至還會引發輕率者對於法治的責難與敵視。這豈不是法治之又一無奈。

第四，法治無法取代道德、紀律等其他社會規範。法律作爲一種社會規範，也只是社會規範的一種，法律既不是全部社會規範，也不能代替其他社會規範。就道德來說，它是一個社會基礎的規則，它不僅關乎人的行爲，而且連接人的內心。法治要想離開道德而獨自存在，那只是一種空想。就紀律來說，它是一定組織內部的規則，只要它不違反法律，得到一定組織形式的認可，就具有自己的效力，並在一定的組織內發揮作用。在一定組織內部最經常發揮作用的常常不是法律，而是紀律。法治不僅不排斥道德與紀律，而且還是以道德與紀律的存在與作用的發揮作爲社會基礎的。法治如果超出自己的範圍而要將其他社會規範所取代，那就只能是空想，就可能引發災難性的後果。

摘自<檢察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