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乡某县政协副主席冯某，就是“官托”中涌现的代表。自打“民王书记”祝友文任新乡市市长、书记以来，冯某就“投其所好，建起占地数百平方米的鱼塘，辟出宽敞舒适的休息室，请来了高级厨师，专设了贵宾餐厅……”冯家遂成为“祝大人”的休闲度假胜地，冯某拉大旗、作虎皮，和祝大人异常要好，冯某身价陡然上升，那些急于做官、钻头觅缝而不得其门而入者，把冯某当成了大救星，每逢周末，“冯家总是车水马龙、高朋满座，桌上推杯换盏，桌下肮脏交易”，一笔笔款子从冯某流向“祝大人”的腰包，一顶顶官帽也从冯某这个“中介”抛到买官者的头上，“官托”冯某不甘心为他人作嫁，在“祝大人”的关照下，立有汗马功劳的冯某先是当上了实职副县长，而后又当上了县委副书记。

在少数地方，“官托”们享有“业余组织部长”的美誉，“官托”的出现至少有以下好处：首先是买官、卖官双方不需直接见面，从而避免一手交权、一手交钱的尴尬；其次，钱从“官托”手上经过，使买官卖官这一行径有了更大的隐蔽性，同时，双方有了讨价还价的余地，买官者能更好地反映自己的要求；第三，有利于维护当权者的“形象”，彼此心照不宣，再加上有“官托”在中间“洗钱”，使卖官爵者愈加理直气壮，打起官腔、作起报告来面不改色心不跳。

官场“掮客”、“经纪人”的出现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损坏了党和政府的威信，影响极为恶劣。

一是狼狈为奸，助纣为虐，为买官卖官大开方便之门，官场“掮客”为显示自己的能量、扬名立万，积极地充当权钱交易的中介，推动买官卖官的周转，由初始阶段的零售向“批发”过渡，使一些地方的买官卖官现象愈演愈烈，甚嚣尘上。

二是毒化了社会风气，导致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官托们卖力游说、吹风之后，使一批不是靠实干而是靠投机取巧的少数人得以平步青云，在干部队伍中产生“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跑的”看法，导致青年干部不是安心做工作，而是四处请托，走后门，拉关系。

三是助长了腐败，容易形成窝案、串案，福建省政和县原县委书记丁仰宁，任职期间，架不住原县委副书记钟昌瑞、陈鸣华两位官托的撺掇，大肆收受贿赂，2年收受贿赂100多万元，成为贫困县的“百万富翁”、名扬全国的“红包书记”，并导致该县“红包”泛滥，此案涉及党员干部200多人，其中地厅级干部1人，县处级干部10人，科局级干部90多人。

四是领导干部授人以柄，成为被“官托”左右的傀儡。浙江瑞安的“地下组织部长”陈仕松，通过向领导行贿、跟踪盯梢等方式，使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成为其囊中之物，玩弄于股掌之上，陈仕松不仅成为当地呼风唤雨的“阿太”，也成了左右当地干部任命的“舵手”，能量之大，令人咋舌：帮助买官者当上副市长、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公安局政委等职，“陈太”在当地狐假虎威，为所欲为。(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