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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这是习近平的英文外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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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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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冷战时期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党魁齐奥塞斯库，有一个著名的外号，那就是：“头衔王”。因为他在执政期间（1965至1989年）大力推行极端的个人崇拜，为自己叠加了无数党政军及学术头衔，并接受了大量肉麻、夸张的官方美称与颂词。而中共党魁习近平，也因为官衔太多，国际社会也给他起了一个外号：“Chairman of Everything”，翻译成中文叫作“万能主席”。
小学生变成“万能主席”
美国前总统拜登曾经公开把习近平叫作“独裁者”，因为习近平除了手握三大最高权力：“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之外，还设立大量的“中央领导小组”与“中央委员会”，全部由自己担任组长。
习将国务院各部委的行政决策权全面收归个人，当中包括了军事与安全、经济与财政、宣传与网络安全、外交与涉外事务、港澳与政法、党务与组织等，只要你能想到的领域，他都是头号一把手。
习一个人就在党中央霸占了20多个茅坑，他的肩头压上这么多的重担，恐怕忙得连“换肩”的时间都没有。
一个人的精力、知识储备终究有限。当所有的重大决策全卡在他一个人身上，决策链条就变得无比脆弱。该拍板的时候拍不了，重大政策动不动就延误、打架。
例如，从新冠病毒疫情的延迟处理，到外商大量撤离、每年一千多万大学生毕业即失业、新生人口骤减等等等诸多关系到国家经济和民生的决策上，官方的动作总是慢吞吞，并且出台的政策也不起作用，都是空喊口号。
习近平手中握有那么多的橡皮泥图章，只要他不发话，那20多个小组就一直处于等待状态，官员们都不敢动。从中央到各大省、市、县的官僚们为了不犯政治错误，也都以中央为榜样，全都养成了“等指示”的习惯。
国家命运“一肩挑”
习近平因为身体肥胖，步履缓慢，离开小本本连话都不会讲，所以说话慢三拍，这个形像与布绒狗熊玩偶“维尼”十分相像，所以被网友戏称为“维尼帝”。
当所有领域的最高决策权（经济、网络、外交、国防、审计、法治）都收归于“维尼帝”时，中共中央20多个小组都必须等候他发出指令。但是，最高领导人个人的精力、知识结构与时间终究有限，无法同时处理巨量的专业政务，导致重大决策容易出现延误或盲点。
因此，“定于一尊”常常引发体制集体瘫痪。
下层官僚为了不犯政治错误，养成了“事事等待最高指示”的习惯。国务院各部委与地方官员失去自主裁量权与主动性，形成了“上面不发话，下面不敢动”的普遍官僚怠政现象。
这种过度集权、事必躬亲却又无法兼顾微观专业的模式，实质上削弱了国家官僚机器的灵活性与自我纠错能力，直接导致了经济放缓、外资撤离与政策反复等系统性治理危机。
12年出版上千万字 闷声发大财
习近平兼任二十个职务，那么他应该是忙的连睡觉都没时间吧？但是，许多人惊讶地发现，习从上台至今，12年间出版的书籍超过千万字。
每次伴随习近平的书籍一出版，中共官方就下命令全党、全军、全国学校公款采购，全国的在职职工也要买书学习，上班必须上交学习心得，甚至连幼儿园的小朋友也要学习“习语录”。
这在客观上和体制内部创造了一条庞大的利益输送链条：除了习近平个人获得天文数字的出版税之外，人民出版社、外文出版社、中央党史和文献出版社，以及各省的新华书店系统，依靠行政指令获取了每年数以亿计的“保底包销订单”。
习近平喜欢“集中力量办大事”，他动用了庞大的国家国库预算、新闻出版资源与行政力量，把其个人塑造成“英明领袖”，到处“指明发展方向”。而所有的支出，全部有韭菜们买单！
高帽再多也不嫌多
在中共的官方大宣传体系中，习近平的“尊称”、“头衔”与颂词，在数量、规格和涵盖面上，与齐奥塞斯库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官媒和中共红头文件中，习近平拥有很多“伟光正”色彩的称号：党的核心、人民领袖、新时代总舵手、定于一尊、开创性的领导人、为人民谋幸福的勤务员、有担当的国家改革发展战略家、重塑军队和国防的统帅、国际舞台上的大国领袖、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具有历史自觉和担当的领袖、一带一路的总构想师等。
然而，这些表面充满“伟光正”色彩的歌颂式的称号与习近平的小学文化水品和工作能力却正好相反，在老百姓看来，恰好是对习的嘲讽和羞辱。
“总加速师”与“开倒车”
习近平在 2012 年上台后，其一系列政策大幅颠覆了邓小平时代确立的路线，如废除任期制、强化党控、打压民企、加强言论审查、修宪连任等。
对此感到失望的知识份子、自由派人士与广大网友，给习起了数不清的外号。例如：习禁评、总加速师、小学博士、小学生、通商宽衣帝、萨格尔王、习包子、包子、庆丰帝、习壳郎、扛麦郎、不换肩、猪头、草包、200斤……
其中，“倒车帝”是批评习的政策是在“让中国的政治与社会全面退回毛泽东时代”。
而“总加速师”或“加速帝”，则暗喻习近平相继出台的强硬措施，其结果都是“加速”共产党体制内部矛盾的爆发、加速共产党崩溃与灭亡。这个外号一出现就快速被全世界采纳。
从“万能主席”到“总加速师”，这些称呼反映了社会大众与知识份子对“权力极度集中却缺乏相应治理能力”的深层焦虑。这种缺乏弹性与纠错能力的体制，正是当前中国走入发展瓶颈的核心症结所在。
（人民报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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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网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26/8/19/96291.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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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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