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人民報記者
麗君編譯報導）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10月5日刊出中國問題學者Carl Minzner的文章〈中國的漫長暮色〉，警告中國正步入可能延續百年的人口衰退，而習近平治下日益集中的權力與僵化的政治體制，正在削弱北京應對這場危機的能力。中國不僅面臨人口萎縮、老齡化、養老負擔加重與婚育崩跌，更棘手的是，一個愈來愈依賴最高領導人意志、壓縮政策糾錯空間的體制，正面對需要大規模改革與高度政策彈性的人口巨變。Minzner警告，人口危機與政治僵化相互疊加，可能使中國陷入一場延續數十年的經濟、社會與治理困局。
一胎化惡果浮現 2040年代恐年減千萬人
改革開放初期，中國曾享有龐大「人口紅利」。15至64歲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從1978年的57%升至2010年近75%，源源不絕的勞動力投入工廠、建設與城市化，成為中國數十年高速經濟成長的重要支柱。
如今，人口紅利正在轉為沉重負擔。文章指出，中共長期推行一胎化政策，加上東亞普遍存在的低生育趨勢，使中國生育率已連續約30年低於人口替代水準。中國人口近年已進入負成長，出生人口萎縮與老齡化同時加速，當年以強制手段壓低生育留下的人口結構後果，正逐步浮上檯面。
更嚴峻的衝擊可能還在後面。若超低生育率持續，到了2040年代，中國人口每年可能萎縮約1%，相當於一年減少約1,000萬人；65歲以上人口占比也可能升至30%左右，本世紀末甚至突破40%。
這意味中國面對的並非一次短暫的人口下滑，而是一場可能延續數代的結構性萎縮。Minzner形容，中國正在進入一個「長達百年的人口衰退時代」。曾經推動中國崛起的人口紅利消退後，留下的將是勞動人口萎縮、養老負擔攀升與經濟成長承壓相互交織的長期困局。
習近平集權加劇 政治僵化削弱糾錯能力
比人口萎縮更令Minzner憂慮的，是中國政治體制正在失去應對危機所需的彈性。文章指出，中共重新走向一人集權，過去數十年形成的技術官僚治理與集體決策機制遭到削弱。習近平2018年推動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此後權力進一步向最高領導人集中，接班安排至今仍不明朗。
Minzner認為，權力高度集中最危險的後果之一，是官僚體系愈來愈不敢偏離最高領導人的路線，即使政策出現問題，也難以及時修正。2022年上海爆發新冠疫情之初，地方官員曾嘗試較具針對性的防疫措施，但在與習近平堅持的「動態清零」路線發生衝突後迅速轉向，最終實施長達兩個月的嚴厲封城，數以千萬計居民被限制在家，食物、藥品與醫療供應一度陷入混亂。
文章認為，上海封城暴露的並不只是防疫政策失誤，更是一套高度集權體制的糾錯困境：當官員首先考慮的是政治服從而非政策成效，地方試驗、不同意見與政策修正的空間便會受到壓縮。
這種僵化如今可能延伸至經濟政策。面對通縮壓力、內需疲弱與產能過剩，北京仍將大量政策資源投入製造業與科技產業。Minzner認為，當重大政策愈來愈取決於最高領導人的偏好，而官僚體系缺乏挑戰與修正政策的空間，中國面對人口老化、養老改革及社會保障等長期問題時，也可能更難作出必要而痛苦的調整。
養老金城鄉差18倍 「共同富裕」未縮鴻溝
人口快速老化，正把中國社會保障制度長期存在的裂縫推到檯面。文章指出，中國主要城鎮養老基金涵蓋約5億名職工、退休人員及幹部，中國研究人員曾預測，若制度沒有進一步改革，基金可能在2030年代中期面臨耗盡風險。北京雖已啟動延後退休改革，但隨著繳費人口減少、退休人口增加，養老體系承受的壓力只會愈來愈大。
更尖銳的問題，是不同群體之間懸殊的退休待遇。2022年，約1.38億名城鎮退休人口平均每年領取約6,080美元養老金；另有約1.75億名農村及流動退休人口，平均一年僅約345美元，兩者相差近18倍。對待遇較低的群體而言，人口老化不只是國家財政問題，更直接關係晚年能否維持基本生活。
Minzner指出，這種巨大落差也暴露「共同富裕」口號與社會保障現實之間的距離。習近平上台後高調倡導「共同富裕」，但文章認為，中國至今沒有從根本上縮小養老與醫療福利的巨大差距。人口愈老、退休人口愈多，這套不均衡制度所累積的財政與社會壓力也將愈難迴避。
真正棘手的是，再分配必然涉及利益重分。Minzner認為，北京若要大幅提高弱勢群體的養老與醫療保障，就必須重新調整財政資源與現有福利格局，而公務員、國企職工及部分城市居民正是現行制度的重要受益者。這也使人口老化成為一場政治考驗：北京是否願意為縮小社會保障鴻溝而觸動既得利益，將決定「共同富裕」究竟能否從政治口號轉化為實質的制度改革。
從限生到催生 北京難逆人口跌勢
面對出生人口持續下降，北京的人口政策已從過去限制生育急轉為催婚催生，陸續推出育兒補助、育嬰假等措施，同時收緊離婚程序，並對非醫學需要的墮胎及輸精管結紮施加更多限制。從官方教材、郵票到公共宣傳，多子女家庭也重新成為政策鼓勵的典型形象。
但政策180度轉向，並未扭轉年輕人遠離婚姻的趨勢。2013年至2024年間，中國新登記婚姻數量下降約55%。Minzner認為，中共一方面要求年輕世代多結婚、多生育，另一方面又重新強調「賢妻良母」等傳統女性角色，卻沒有充分處理育兒成本、就業壓力、女性人生選擇與僵化性別規範之間的衝突，反而可能使部分年輕人對婚姻與生育更加卻步。
從一胎化時代限制生育，到人口萎縮後轉而鼓勵生育，北京可以迅速改變政策方向，卻無法用行政命令改變年輕人的人生選擇。住房、教育、育兒成本以及女性承擔的家庭與職場壓力若未得到充分緩解，單靠補貼、宣傳甚至行政干預，很難重新建立婚育意願。
另一條可能緩解人口萎縮的道路，同樣受到政治環境制約。人口老化國家通常可藉移民補充部分勞動力，但文章認為，中共近年日益強調國家安全、防範外國影響與本土主義，使中國更難大規模利用移民填補人口缺口。2025年北京宣布推出吸引外國年輕科技人才的新簽證後，網路隨即出現強烈反彈，部分網民甚至擔憂外國人爭奪工作與婚配機會。
Minzner的分析凸顯北京人口政策面臨的雙重困境：對內，從限制生育轉向催婚催生，仍難扭轉婚育下滑；對外，安全化與本土主義又增加利用移民補充人口的阻力。北京可以180度改變人口政策，卻無法命令人口趨勢跟著轉向。
社會問題「安全化」 北京以維穩應對人口困局
比人口減少本身更值得警惕的，是北京可能如何回應人口衰退帶來的社會壓力。Minzner指出，中共正逐步把部分人口與社會問題「安全化」：面對失業、未婚、收入不穩、社交孤立及經濟挫折等現象，政策焦點不只放在福利與救助，也愈來愈關注這些群體可能帶來的社會穩定風險。
文章指出，2023年成立的中共中央社會工作部，進一步強化中共對基層社會治理的統籌。Minzner並以官方關注的「四無」「五失」等群體為例，認為隨著人口老化、青年就業困難、婚育下降及經濟壓力持續，北京可能更加依賴網格化管理、監控與維穩機制處理社會不滿。
這形成另一個治理悖論：人口危機需要的是養老改革、社會保障、收入再分配及提高年輕人安全感等長期政策，但如果愈來愈多社會問題首先被視為穩定風險，政策資源就可能更多投入「管住問題」，而不是消除問題產生的根源。Minzner認為，監控與壓制或許能降低公開抗議與維持表面穩定，卻無法增加出生人口、填補養老缺口，也無法消除青年失業與經濟挫折。
Minzner最後以晚明政治僵化作為警示。他認為，若習近平長期掌權、官僚體系的政策能力持續弱化，再疊加接班不確定性、地方財政壓力及社會保障負擔，中國到了2030至2040年代可能面臨更加棘手的政治與社會壓力。
他同時提醒，美國沒有理由對中國的人口困境幸災樂禍。美國同樣面臨低生育、政治僵化與貧富差距等問題。Minzner認為，真正值得注意的差異在於，中國在習近平治下權力更加集中，而人口衰退偏偏需要長達數十年的政策調整、制度改革與糾錯能力。
中國無法靠政治命令逆轉人口結構，也無法靠監控消除人口衰退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壓力。Minzner的警告最終指向一個更深層的風險：當人口危機撞上一個更加集權、更加重視控制的政治體制，北京自身的政策選擇，可能使一場原已難以逆轉的人口衰退，進一步演變為持續數十年的治理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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