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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嚴：中國大變後新困境與再破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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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中國大變無可避免，筆者以為，社會劇變的活躍因子將主要分布在南中國，南中國的範圍內，「重災區」多半是素有地方傾向的廣東省，抗爭意識相對強烈的兩湖地區和四川省。此種抗爭行為應理解為民變與官亂相結合。
抗爭要很快地取得明顯成效也是不現實的，它由兩點決定：1、當局掌控的鎮壓資源堪稱雄厚，加上高科技手段的助力，應考慮到大變伊始的兩三年內甚至三五年內它雖疲於奔命也仍有餘勇可賈。2、這樣的前提下，北中國出來的一些小規模的群體維權行為，於北京並構不成實質威脅，因為很容易被當局分化、瓦解，類似例子很多了。
這不是一個小問題。推倒一堵相對堅固的牆，南北中國的合力，怎麼說也比南中國的單力更能見效，實乃常識。不能不說，在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上面，南北中國的差距乃不爭的事實。當年辛亥革命的成果不能鞏固，原因很多，其中袁世凱代表的北方勢力壓倒了南方勢力，以致當時的世界列強不看好南京政府是個極重要原因。另者，中共奪權過程中，前期在南方的造反實際一直未成大氣候。它成大氣候主要靠了去了北方，利用抗日這個機會去了國民政府放棄、日本軍隊又顧不上的農村與山區，得以在權力真空區擴充勢力，再利用社會主義大同主張、與北方人濃烈的皇天后土裡大同主張是近親而產生的親和力，所獲得的擁戴。當年北方民眾擁護共產黨，純用「土改」帶來的眼前利益作解釋，很不夠。建政後它能高效地管制江南，決然離不開那大量的「南下」幹部對北方的天然忠誠度。六•四以後，東三省和西北幾省有民運人但罕見民運群體。毛熱興起，懷念毛主席，前往韶山瞻仰毛澤東故居的人，數北方人多，數北方人虔誠。三年疫情，鮮見北方人追問疫情的由來和表達憤怒。此情況大變後並不會煙消雲散，至少還將影響日後中國的走向長達三十年。此事的重要性，將隨著重心早已移向南方的經濟的演化而演化。之後北中國南中國的地理、政治分界也將因此演化而清晰。
經濟的走向於南中國已是重中之重。
政治上的毛左派和國民經濟上的計劃派，說到底代表的首先是北中國的利益。北中國疆域之大，在陸權思維眼裡或在中原王朝眼裡歷來是中國基本盤。前者突出表現為大一統皇國才是理所當然的正統正道，後者也就順理成章地認為南方需要把錢糧輸送北方。而就後者來講，所恃的某些依據也是實在的，例如「南糧北調」的同時另有一個「北煤南下」。
然而且不去說政治上的毛左派了，只說計劃經濟派，此種由國家強權強行規定的經濟行為不合自由資本主義的市場原則也是顯然的，因為價格不是由供需方商定而是由國家強力所規定。紅朝歷史上的毛澤東時代，這不叫問題，反倒彰顯了社會主義為兼顧全局需要取長補短的合理性乃至優越性。
「鄧三科」的改革開放時期，因此前三十年的階級鬥爭使民生經濟處於「半休耕期」，客觀上形成了經濟的恢復期與上升期，但深層的結構痼疾便被忽視被掩蓋。實際，這問題即使大暴露，紅朝的權力架構也不會允許討論和觸及，因為勢必動搖它的國本、黨本。偏生改開事業原本急需一個百科全書派對上獻計獻策，對下開啟民智，中國知識界卻嚴重缺乏此類人才。較之文盲黨棍酷吏治國，工程師治國無疑進了一大步，但深受黨文化影響的技術眼光，不是也不可能是海權時代尤其全球化時代的市場眼光和戰略眼光。況且，似乎不少於三分之一的工程師做了官後，思維思想乃至情感便與無能但是兇惡又貪婪的黨棍酷吏無大異了。
可是中國回不去毛澤東時代了。不是中國國情完全不允許，這方面的例子就有霍梅尼領導的復辟舊制度的伊斯蘭革命的成功；而是世界局勢不允許了，例如蘇東地區尤其東歐就回不去共產黨時代了，第一代共產黨革命家的神話全不靈了。似可以說，伊朗情況反映了教權的堅守特點，蘇東情況反映的是俗權的變通特徵。所謂改革，本質上不過是修補已搖搖欲墜的俗權政體舊籬笆，叫國民經濟已陷入絕地的突圍也行。不過開放確有乾貨，尤其加入世貿組織後。開放使南中國的各行各業開拓了眼界，相當一部份人且改變了思維思想。經濟進入世界體系後很明顯地只能進不能退了，此事決定了無論誰主掌中南海，皆只能在半皇權政治和半市場經濟之間玩平衡，而隨著時間流轉，已事實上成了政治對經濟的讓步再讓步。今天，北京被迫對經濟的重視已超越了毛澤東時代的任何年份。否則，老百姓不會答應，中產階級不會答應，高端家族一樣不會答應。沒有了老百姓的支持從來不是大問題，但沒有了後面兩類人的支持，任什麼人的什麼新時代都會玩不下去。
其實明事理者皆不難看破中南海的魔術，今天它面對危局的心態就是寄望於經濟奇跡出現以及破罐子破摔。
當然權貴們也是沒得了別的辦法。幾個人做得到否定到手的既得利益呢？也就只能避談權力架構、社會制度、經濟結構等要害問題。六•四大鎮壓，乃中共打定了主意不要底線的表現，配上文革對人性摧殘的餘悸猶存以及看破紅塵，從此官德損、民德毀一瀉千里。此前提下由朱鎔基開啟，溫家寶接力的二十餘年的經濟高速擴張模式，乃自覺不自覺建立在瘋狂舉債，不惜把泡沫越吹越大以及把職業底線悉數踩在腳下的基礎之上，逐漸異化成了「飛得越高，摔得越慘」的模式。這樣的模式必定失敗且後患深重，它們不知道其中的內在關係嗎？
權貴們不能否定六•四後的改開，但是我們需要否定六•四後的改開。一大理由就在這裡：它讓一代人在物質生活上不同程度得到改善，卻讓兩代人因為重回貧困與深陷互害生活來買單。此非認識不到的問題，而是他們以為能控制住風險的自信心爆棚的問題。作為技術型官僚，朱鎔基、溫家寶、李克強三任總理都盡了努力，展現的卻是「裱糊匠」手藝，且手藝上的表現未必能比擬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推而廣之，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主要是個凶殘、愚蠢的組織，那麼六·四以後的中共就主要是個凶殘、貪得無厭的極骯髒的組織了。鄧、江、胡、習當真不識這一點嗎？這樣的前提下，這些政經掌門的自信心就只能是可悲和可怕。當噩夢降臨，專制政府可以靠發新債償舊債或橫徵暴斂來續命，民間的遍地「負翁」就將呼天不應呼地不靈。這已成疫情後現實，且不過噩夢初臨。因為很多工程的質量隱患問題，公共衛生事件，生態系統被嚴重破壞的反噬作用，等等，不用多久一定會連環暴雷。實際，髮難已經開始了。
然而，外傷不易療治，內傷釀就的人種大面積退化還可能遺禍百年，一如文革遺禍至今仍在肆虐一樣。而自文革始的人種退化，範圍遠不及後來廣。認為此情況全由疫情造成，或由習當局「左轉」造成，只能是無知甚或別有用心。當然，習主席成了「總加速師」也是實至名歸。據稱，美國前國務卿希拉里在任上曾斷言：二十年後，中國將成最貧窮國家，因為沒有思想。筆者以為，此話並非無情緒化成份，但觀點無大錯，因為她的身分使她能接觸到大量情報數據。而事已至此，既然亡羊補牢都晚了，紅朝也就只能且行且看，能拖一天是一天，既得利益者只要自己和家人能躲過災禍就行。未來如何，見鬼去吧。
以上多為老生常談，需要再談是為了說明一點：經濟的持續下行未必能很快動搖南中國各省的主官對中央政府的順從，因為他們敢生二心，身邊的密探馬上就會電告上面，上面隨時會採取行動，再空降大員來補缺。類似百多年前東南互保的故事，暫且毫無可能。不過，暫且無可能不等於以後無可能。畢竟，大清國近三百年的歷史裡，東南互保無先例，屬於步入末世的非常之舉。因此，紅朝只要進入非常時期，即使南中國各省的主官不生二心，也不免省市縣級行政部門、金融部門、亦商亦官者、大公司等等滋生另類想法和異志。相應地，地方保護主義抬頭，醞釀地域自治，將水到渠成。此為俗稱的資本主義特徵，世界皆然。當經濟上利害關係上升到生活的首要位置，被統治者的訴求得不到解決，專制統治的任何安撫話術都會被唾棄，變更權力架構的日子便屈指可數了。反過來說，只要局面仍能維持下去，就不會有權貴自己給自己找煩心的事做，主要是利害太大了，況且今天的權貴哪個人具有強大號召力？而局面再維持幾年看來沒得大問題。的確，如果只看北中國各階層民意，中共再撐三十年都很可能。
北中國是否會迫切追求權力架構變更？
寄望於專制政體因上層權鬥而轉化為權力架構的改變，幾乎史無前例。就紅朝而言，即使出來政變，暫且不過是你方唱罷我登場，唱的仍是紅歌，歌手可以換，歌詞不會變。
中共權力架構開始改變，大概率是這種情況下的產物：由經濟凶險有增無減造成的民不聊生、配以久存的民怨民恨終於先在南中國大爆發，2027年以後極危險；幾乎不識「59年」和「文革」的新生代當然會對世界多作橫向比較，也就不會再耐聽上輩人的縱向比較話語；普通公務員大面積的因種種原因公然躺平；至少五分之一的強力執法人員出工不出力；絕大部份省市財政部門因入不敷出而紛紛向北京訴苦、伸手不擔責；國際關係仍舊緊張，無妨說只要中共仍在台上，這情況就好不了；高端家族擔心海外資產泡湯，不支持戰狼外交；中南海渾身解數已使盡，它自己也因不勝工作負荷而被迫作出細微讓步。例如適當放鬆網禁，向各省市下放一些經濟權力，釋放幾個年邁多病的政治犯，在幾個影響大的群體事件中或冤案中抓幾個酷吏作替罪羊以洩民憤等等。出現此情況是有可能的，當然得有前提。參照蘇聯勃列日涅夫以後的故事，仍走老路必定一代不如一代，一年不如一年，莫斯科只能無奈地推出有「新思維」的戈爾巴喬夫。
今日中國的現實是，就算習近平病體難撐很久屬於偶然，整體上紅二代、官二代因自然規律都將退出權力圈卻是必然。紅三代、官三代、商二代保財的意願已較之爭權的意願更強烈，因此，習總書記伸腿後或被趕下台後，推出技術官僚來保黨是大概率。畢竟，今日回頭來看胡錦濤、溫家寶為紅朝幹得不算孬。但今時已比不得彼時了，因此，包括軍方出來一位且行且看的雅魯澤爾斯基也不會令人奇怪。這位將軍當然不是波蘭團結工會的接生婆，但終歸未讓瓦文薩神奇猝死。這樣情況下出來工作「失誤」使維穩口子出現縫隙，縫隙的示範效用再被互聯網迅速放大，是可能的。白紙運動使「一尊」對清零政策尚且只能急收手；爾後再現白紙運動，中南海的新人還能強硬多久？而中國數不清的人禍，皆是再起白紙運動的現成條件。
說到底，當一個政權走入絕境，需要突圍便是本能反應。硬扛不叫突圍，嘗試新的路徑才叫突圍。所謂「縫隙」，本質上是突圍前的偵察方向。筆者以為，不排除中南海已派出了「偵察員」。而一旦決定突圍，事態演變就由不得它了。
順帶說幾句。今天中共宣稱黨員人數已過億，數字何其壯觀，然而這號把戲只能糊弄無知者。的確，中共有人才，認為它網羅了大部份精英，可成立。但是，真正管用的精英向來在中國的人口比例上只恐不到百分之一。姑且按照這個比例，就算現今實有十四億人，那麼精英人數便為一千四百萬人。多出的八千六百萬人官話叫先鋒隊員，其實是幫閑和寄生蟲。這號人既然入了黨尤其進了體制，要求待遇便理所當然，且不去說他們入黨本來就是奔著現實利益而來。中共有能耐讓他們都分上一杯像樣的羹？讓一千四百萬管用的人，身上附著八千六百萬寄生蟲，前者不生怨恨才怪，後者只能當陪襯一樣會生怨恨。一旦到了重要時刻，這樣的關係即使不生大亂子，也一定會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此情況猶如幾個智勇者領著一群新招募的烏合之眾打群架，得勢時皆大歡喜，失勢時那幫烏合之眾就會比賽誰跑得快。這種情況下的士氣崩塌，於隊伍信念的打擊可以是致命的。設想一下，一個百人組織，大難時出來二三十人反水，問題尚不致命，但若出來七八十人比賽跑得快，這個組織就一定死得快。中南海當然懂得這道理，它也是沒得了別的辦法，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因為它只要在台上，共產黨裡鬧事的人就不會多。
但鬧事的共產黨員不很多，不等於不鬧事的多數共產黨員內心裡真正擁護共產黨。此道理一樣適應北中國各界民眾。此時若南中國尤其深、廣、滬群情激憤，其他省會城市群起呼應，北中國也會紛紛響應的。從來的變天皆由少部份人的作為所決定，多數人總是跟風，只要這個少部份人能壓倒另一個站當局一邊的少數人便行。但是，南北中國此時對終結中共統治固然達成了共識，卻不等於終結了中共統治後南北中國的訴求仍舊一致。
此問題利害之大，在於隨著俄烏戰爭大概率將以俄國失敗而結束，其標誌將是歐洲再武裝的完成，進而世界權力重組，此情況下中國在世界上的必定地位極其難堪，中南海遭國內各行各業鄙視的情況下，中共統治不得不推責與追責而宣布「政治改革」，伴以台灣不可逆的獨立，中共為中國造成的嚴重內外傷非兩代人療治不了，等等，中國必要再破局。即改了政體還得改國體，否則，中國談不上真正走上了新路。這個一代人時間內，北中國若跟不上南中國的步伐，尤其要求回歸社會主義道路，怎麼辦？
而無論從中國歷史看還是從二十世紀世界史看，此可能性不但存在，而且概率不小。
毫無疑問，中國需要義無反顧走新路。走新路離不開世界新局勢的助力，但主要看自身的作為。
（來源：民主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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