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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地方电视台陷困境 分析：财政供养模式崩塌
【人民报消息】中国经济萧条，中共各级政府欠债累累，多个省市的公务员也开始尝到了被欠薪的苦楚。而电视台作为替中共歌功颂德、造谣洗脑的大机器，曾经风光无限，基层政府没钱，地方电视台出现了“断粮”、欠薪的窘况，这些执行中共造谣命令的员工，当品尝到被欠薪的苦楚，是否还能继续心甘情愿替中共继续制造谎言，欺骗国人。
据大纪元报导，近日，一位电视媒体人在自媒体讲述地方电视台现状，引发不少共鸣。他写道，电视台自负盈亏，总监工资发不全，部分拖好几个月才发。电视台效益不好，几百个频道关停合并。欠薪逼走不少人，仍然在电视台的，忙著搞副业，做直播带货，接单做活。
这位电视媒体人认为，现在电视台制作节目没法看，打开电视，全是“洗脑神剧”、广告、公益类广告循环放，新闻枯燥乏味，时效性跟不上新媒体，内容空洞；节目粗制滥造，没有新意，更甚者远离民众日常生活。电视台属于事业单位，宣传内容按照政府的指示做。新鲜活跃的内容，电视台内部没那么快过审；自媒体无需审核随时发布。
以前好一点的省台有NBA转播，网络平台选择性更多，抢走传统媒体的流量，渐渐传统媒体收视率下来了。后来网络平台付费，央视直播NBA场次逐渐多了起来，收视率重新上来，省台基本上没有NBA直播了。
更为严重的是，栏目制作的团队成员固化，少有新人补充，栏目制作青黄不接，发展空间受限。实习生几个月期间没有工资，转正遥遥无期，就算转正了，依旧欠工资，动不动降薪。“好处轮不到，拖字忽悠人。关系抢头阵，整辈做基层。编制坐到老，员工二人转”。
网友表示，以前电视台工作是人求职的天花板，“有面子，有钱，吃得好，有成就感，消息灵通，路路通。现在，电视台的好日子，终于结束了。”“地方台很多早该撤了，没效益，投广告没人看，节目做的也不行，负资产。”“一个省留一个卫视就够了。”
“有个说法：10年前，媒体人说自己的工资已经10年没涨了。现如今，能hold住（维持）生计否？”“我认识电视台的人，基本没有靠工资生活的，都有外快或者自己的生意，电视台员工的身分只是敲门砖，现在就是电台主播，都经常去做小活动做商演赚外快，靠工资的年代早在几年前就过去了。”
广东的“yeo”表示，“我们这已经转国企了，既要做好喉舌又要挣钱。节日值班，还有各种宣传任务。哪里有新闻理想呢？既要做好宣传又要挣钱，也挣不到钱，一线城市收入也很低。”
网友认为，自负盈亏走市场化必然是这样，因为电视台是“绑著四肢”在市场里走，但是又不让关，既要又要那是玩不了市场化的。电视台是宣传口，是服务于体制和领导的，内容是受到管控的，这些和自媒体轻松自然的内容一对比，流量自然大不相同。“事实真相永远在抖音里而不是电视里，这是核心。”
造谣电视没人看 电视台收入断粮
近年来，由于广告商从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阵营，电视台收入大幅度锐减。2024年8月，深圳电视台公共频道和娱乐频道正式停播。2019年1月，上海广播电视台娱乐频道和星尚频道合并为都市频道。
网传湖南电视台裁人，贵州广播电视台欠薪。河南电视台每月工资3500元。去年8月，一个安徽的电视台主持人晒出了自己工资条，实发仅2863.83元。
据陆媒统计，不看电视的人占50%，部分电视台收视率近乎为0。有的电视台仅发放全体员工工资的38%，目前有逾700家电视媒体处于倒闭风险。
原桂林电视台记者曾节明向大纪元记者证实，桂林电视台2023年半年发不出工资，几十个员工在拉横幅维权。地方电视台的编制分两种：少数领导是财政编，大多数员工是事业编，效益不好工资没有保障，还有没编制的。现在私企破产海啸，哪还有以前的广告收入？地方财政一紧张，电视台首先断粮。
他分析观察，2018年以后中国发生了三件大事：一是超低生育率恶果开始全面浮现，年轻人口雪崩；二是房地产业刚需断裂，导致土地财政崩塌地方债务失控；三是中央财政“上收”，地方“自生自灭”。其结果是：教育、医疗尚且被压缩；宣传系统被认为是“可砍项”，地方电视台立刻出现工资拖欠，绩效归零，编外人员清退，自收自支失败。他说，“电视台的死，是财政性的，不是技术性的。”
中共抛弃电视 “地方喉舌”成历史
有网友表示，“以前我觉得纸媒比电视台先完蛋，现在看说不准哦，毕竟纸媒还能强迫单位征订。”“以前是电视干倒了收音机。现在是抖音干倒了电视台。不只是一个抖音，而是一整个网络媒体。”
曾节明认为，二十年前“电视必然压倒报纸”的判断，隐含的前提是市场社会：电视制作成本高，但覆盖面广，适合商业广告；而报纸信息慢、受众老，会被淘汰，这个逻辑在美国、日本、欧洲基本成立，但它不适用于中共国。因为中共国的媒体不是市场竞争主体，而是“财政供养+政治工具+行政单位化”，一旦政权运作路线发生变化，媒介兴衰就会反转。
他指出，地方电视台先于报纸衰败的根本原因，是财政供养模式崩塌。在中共体制下，地方电视台是事业单位，宣传部门的“喉舌”，它们高度依赖地方财政+行政广告，不是内容驱动型机构，而是领导讲话的播出器、政绩工程橱窗和政策复读机。
第二个因素是电视台的成本较高。电视台人员臃肿，层级复杂。制作电视台节目，要比制作自媒体短视频成本高得多，拍摄、剪辑、播控、发射，全是固定成本。而现在中共真正需要的是：低成本、高密度、可快速删改、可算法推送的宣传。电视完全不合格。
而且，年轻人早已不看电视。但问题是：中共真正需要洗脑的是年轻人，而年轻人只在：抖音、快手、B站、微信。于是出现了极具讽刺的一幕：地方电视台在给“没人看的观众”做“没人关心的节目”。
于是，中共当局面对新形势，狡猾地选择了“平台化宣传”，而逐步抛弃电视。中共这几年真实的选择是：放弃地方电视台，把宣传资源转向抖音矩阵号、政务新媒体、网信办统一调度的平台等新网络媒体。这意味著：电视作为“地方喉舌”这一历史角色，已经被技术淘汰，再加政治抛弃。
他还说：“中共国电视台已经出现了明显的‘体制晚期癌症症状’，这在历史上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对应：苏联地方电视台（1985—1991）当年也是：名义上的“宣传阵地”，实际上“谁也不看”，工资长期拖欠，人员私下接活，做灰色生意，年轻人全部逃离。电视台急剧衰落，是中共即将垮台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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