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启东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办公室中搜出名烟名酒之余，
还有避孕套，足以证明中共官员的腐败和荒淫无耻。

从一个小小的启东市的市委书记和市长的办公室中搜出的东西，足以证明中共官员的腐败和荒淫无耻。抽名牌烟、喝名牌酒、玩玩扑克牌、寻欢作乐、滋补身子无疑是他们“花样”生活的重要组成部份。如果说，在办公室中，找到烟酒、扑克牌等尚属民众理解的腐败范围，那么避孕套出现在办公室中显然超出了不少国人的想像：难不成办公室也变成了幽会的场所？

其实很多中国人不知道的是，很多中共官员的办公室都是分为里外间的，里间是供休息的，当然有床。年纪大了，工作累了，休息休息，也无妨，但是有多少官员从这张床上开始走向了堕落，显然难以想像。最出名的当属前中共党魁江泽民。据悉，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当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与下属黄丽满勾搭成奸，二人经常利用中午午休的时间在办公室“幽会”。

不久前爆出的深圳“维稳”官员猥亵女下属也发生在办公室中。2011年披露的患爱滋病的贵州省三穗县县长，亦曾与30多名女干部发生性关系，其中未必没有发生在办公室中的故事。办公室中放有避孕套的作用一目了然，或是用在办公室中，或是用在办公室外，但很明显，发生的都是非正当的关系。倒霉的启东市委书记、市长办公室中被发现有避孕套，以及去年在广东省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办公室中搜出多条女内裤，不过是再次佐证了中共官员们除了众所周知的包二奶、养情妇外，办公室的性交易也并不罕见。

中共官员除了在性开放方面敢为天下先外，在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公款豪赌、收受贿赂等方面也早已令人瞠目结舌，这些证据也可以从小小的办公室一窥究竟。如果说启东市委书记或市长在台湾的消费凭据以及搜出的烟酒在中共官员中属于小儿科的话，那么不久前在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副主任刘瑞扬和其妻子、铁道部文联副秘书长陈宜涵的办公室及家中搜出的千万现金足以让人乍舌。

笔者也曾听一个朋友讲过，某地海关局长被双规后，曾在其办公室搜出近百万元的现金，而这只是其贪腐的一小部份。笔者曾与朋友开玩笑说，相信如果在同一时间可以搜查中共所有局级以上官员的办公室，一定会收获颇丰。

没有人否认，这样荒淫、贪腐的官员业已遍布中国各个角落，他们究竟花了多少钱，根本无从查起。早前中共央视的《新闻1+1》栏目曾披露：中国行政开支，仅公款吃喝、公费出国、公车开支的“三公”消费就高达9000亿元。数字到底是如何统计出来的，不得而知，但显而易见，官员的消费支出只能是超于而非低于这个数字。

据悉，中国近年来查处的贪污腐败的省级高级党和政府官员，90.5% 左右包养情妇，大多数人接受地产开发商的贿赂，而从他们的办公室中搜出的名烟名酒、名表等奢侈品和现金也是家常便饭。这些官员已如顽疾一般，生长在中共这个体制中，撼不动，摧不毁。

高度的腐败不仅让百姓深恶痛绝，而且让中共高层束手无策。尽管出台了一个又一个反腐措施，查处了一个又一个贪腐的高官，但却让其他官员没有感到丝毫的畏惧。原因就在于中共一党专政体制缺乏一套从上至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反腐不过是中共官员之间玩的一场权力更迭的游戏。既然只是游戏，当然不会从根子上反腐，不过是做做样子给老百姓看罢了。换言之，只要中共的制度存在一天，中共官员办公室中的诸多收藏品就不会消失。也就意味着，有中共官员“花样的生活”一天，老百姓就不会享有真正的幸福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