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人节日，对愚蠢人事的热嘲，那是智慧之神掀动的渴望聪明的潮涌，让人们在笑声中卑夷愚蠢，诀别愚蠢。

愚蠢，作为个体，其人其行已不是善良之人嘲讽的对象，弥足令人怜悯。

愚蠢，作为特定的社会群体，而且与时畸变，把独裁制下的愚蠢推上了孤岛独峰。

“有些人智力高超，但却是蠢人，还有些人智力低下，但绝非愚人，作为某些特定环境的产物，我们惊讶地发现了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印象是，愚蠢是养成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把自己养成蠢人，或者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任何暴力革命……都似乎是在大量的人当中造成了愚蠢的大发作。……一方的力量需要另一方的愚蠢。这并不是某种人的天生能力，例如理智上的能力遭到阻碍和破坏。正相反，是力量的高涨已变得如此可怕，它剥夺了人的独立判断，人们放弃了（或多或少无意识地放弃了）自己评价新的事态的努力。蠢人可能常常十分顽固，但我们切不可因此而误认为他很有独立性。”

多年前读着上面的引文，就想这位聪明之人对今天中国的情况分析得入木三分。再看，不对了。人家说的是当年的希特勒德国。作者迪特里希‧明霍尔（1906——1945）德国牧师，神学家，因反抗纳粹被捕、被绞死，他的《狱中书简》名于后世。这位神学家虽然死了，他的思想却生动地鲜活着，证实着在一党专制的天朝所发生的制造愚蠢的无耻之极。

在谎言被包装成比诚实更诚实人的嘴里说出，当年章伯钧、罗隆基等一批知识精英轻信了毛的共对自由民主的期许而误入了《共同纲领》所设置的圈套，纷纷去了北京，以图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这是大圈套。小圈套就是“请你们帮助党整风”，即不久被毛自认的“阳谋”。为什么那东西不讲信用？那东西说：不怕天灾人祸，就怕知识份子发议论。他看得太透，知识份子自由民主思想的追求和想往，是横亘在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王朝宝座前面不可逾越的鸿沟。为此，独裁者不惜把百万知识份子或夺其生命，或夺其心智，为其“长治久安”的梦想祭了坛。这是当代中国制造“愚蠢”的第一座系统工程。这一工程的标志：中国第一代群体性的自由民主思想的潮涌就这样被毛共挹息了。

以“反右”为“划时代”，中国知识份子饮恨黄泉，一部份饮忍耐机，一部份为老小生计而疲于奔命，一部份甘为人役而屈从，“适者生存”，“活命哲学”日渐兴旺起来，小聪明，小精怪遍地皆是，不是鹦鹉却会学舌……作为人，那与生俱来的鲜活的、昂然勃发的创造力，三才合一的聪明智慧，都被这场洪水猛兽肆虐殆尽。

武力剥夺加上屈从武力淫威而甘愿——允许别人把自己弄成蠢人，郭沫若、王芸生二人就是这样告诉天下世人的。郭沫若在诗、戏剧、历史、考古、书法、社会学诸多领域堪称现代中国全才，顶尖人物。他为了谄媚毛的“百花齐放”而胡啖了百朵花，其中的喇叭花这样写：“喇叭花，像喇叭，嘀嘀哒，嘀嘀嗒”。有人评说，这不是花，是“狗尿苔”。他临死前不久，说自己全部作品都不是东西，应该烧掉。毛为什么不给他戴上“敌”帽，是为了给自己作托、作衬。王芸生是中国现代新闻界的拓荒者和问鼎者，对自由民主也有清沏的见地，《大公报》已说明一切。1949年王来到“解放区”，就把天津《大公报》易帜《进步日报》，后去上海，不久发表文章《<大公报>新生宣言》，称自己“向人民阵营来投降”。反右后，王奉毛命撰《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向自己最珍贵、最引为自豪的，也是全国同行最为骄傲的一段历史泼污……

邓拓、傅雷、翦伯赞等，他们都是在一个方面卓有建树、享有盛名的知识份子，他们不甘于毛党给的污名，认同了死了比活着好，与那个可诅咒的领袖和党作了永别。但死也有聪明的死和愚蠢的死之分。他们几个就属于愚蠢的死。邓说：“我的一颗心永远向着党，向着毛主席”。傅说：“我儿子是叛徒，死有余辜，我是渣滓”。翦则高喊“×万岁”，一个不过瘾，要再加上两个，后一个是“万万岁”。这给当代和后代心理学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人在极权者的迫害狂虐杀下死去还会这么地——“心向着”，高叫着？！

生命诚可贵。极权者的罪恶有千件万件，但根本的是，极权需要愚蠢，愚蠢孳生盲从，盲从的儿女是奴才。他们已不是正常人的原生态，他们消失了活脱脱的滚烫周流全身的热血，丰润滋养容颜的水分，支撑直立的灵魂。这一切是极权者为了“维稳”继续着制造“愚蠢”的核心部份。

这是一厢情愿所拨拉的如意算盘。将近１亿勇士退出邪恶组织，是聪明的壮举，这一壮举的持续涌动，将使世界的东方天地翻覆，人人更加聪明，东方智慧的伟大新兴已见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