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详细的一段描写出自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处副处长、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杨迪在1998年出版的回忆录《在志愿军司令部的岁月里——鲜为人知的真实情况》，由于当时毛岸英的身分只对军队的高层公开，杨迪并不知道被炸死的就是毛泽东的儿子：
在我路过彭总办公室时，看到烟筒冒烟，立即跑进里面去看看，房里还有三个人正在用鸡蛋炒米饭吃。这些鸡蛋是前一天黄昏，我看到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派到志愿军任副政治委员的朴一禹次帅（朝鲜金日成是元帅，下有三位次帅）给彭总送来一小筐鸡蛋（约10多个）。这在当时的朝鲜是极难得的，当时彭总已吃过晚饭，还没来得及吃。三人中我只认识成普同志，那两位同志我只知道一位是彭总的俄文翻译，一位是才从西北调来的参谋，他们的姓名我不知道。我问成普：“老成，你们怎么敢用送给彭总的鸡蛋炒饭吃呢？赶快把火弄灭。”成普说：“我怎么敢呀，是那位翻译同志在炒饭。”我不高兴地说：“你要他赶快不要炒饭了，快将火扑灭，赶快离开房子，躲进防空洞去。”成普说：“我们马上就走。”说完，我就向邓副司令的防空洞跑去。拂晓后，敌人的飞机编队飞临大榆洞上空，也不绕圈子就投弹，第一颗凝固汽油弹正投中彭总那间办公室，敌机群先将凝固汽油弹和炸弹投下后，绕过圈来就是俯冲扫射，然后就飞走了。
据书中所写，当时志愿军有两条军规：一是拂晓后一律不准升烟；二是拂晓前就必须吃完早饭并进入防空洞；三是都要在拂晓前做好早饭午饭，烧好开水，天亮后白昼不准冒烟；四是白天人员都离开住的房屋到猫耳洞去工作（此规定为11月中旬出台，毛岸英死于11月25日）……解参谋长同意我的意见，他即召开机关各部门领导干部会议，重申防空纪律，严格要求明早拂晓前，吃完饭都一律要进入防空洞（11月23日）），连彭德怀本人都不例外。杨迪当时的任务就 是检查防空情况，而毛岸英牺牲时大致是上午10点到11点左右，这个时候居然还在做早饭。
如果只有杨迪一个人的证词，不少爱国人士恐怕还会一口咬定这是恶意中伤（虽然98年的时候中国已经不是毛泽东的天下，而是毛新宇的天下，但我很难相信杨迪同志会有胆子去撒这种谎）。幸好毛岸英当时蛋炒饭的英姿还被其他人目击到了，彭德怀的秘书杨凤安在他和军科院军史研究院王天成合着的《北纬三十八度线—— 彭德怀与朝鲜战争》中亦写道：
这时毛岸英和高瑞欣参谋因昨晚睡觉晚了，早饭未来得及吃，他俩正在围着火炉热饭吃。
这段证词同样表明毛岸英当时没有按时起床，虽然没提到鸡蛋，不过跟吃饭肯定是脱不了钩了。
至于肇事者之一的成普则一口咬定根本没蛋炒饭这回事：
他相当激动地驳斥道：“作战室既没有鸡蛋，也没有炒饭的锅瓢炒杓，也没有油盐之类。如果要煮鸡蛋，到炊事班的灶房才行。作战室是指挥打仗的地 方，不具备这些东西。（《杨彦坤：父亲高瑞欣与毛岸英一起牺牲之后》，成普的说法是由杨彦坤转述，由于成普已经去世，无法核实真伪）
这下形成了2：1的局面，爱信谁就随各位的便了。
其实这个“蛋炒饭”最多只能算是个喜剧因素，毛岸英之死归根结底还是因为他该防空的时候没有去防空，这一点是肯定跑不了了。杨凤安在电视台做访谈时也指出，志司的规定是凌晨四点以前就得吃完饭进洞，毛岸英八九点钟才屁颠屁颠的跑出来吃饭。而据武立金的《毛岸英在朝鲜战场》记载，毛岸英入朝不过一个月，他“睡懒觉”的毛病就已经相当严重了：
最后张养吾给每一位党员都提出了希望，给毛岸英的临别赠言是：“要按时起床、按时就餐、按时防空。”成普接着张养吾的话说：“对了，有一次毛岸英起床晚了，我们等他去吃早饭，没想到刚端起饭碗飞机就来了，我们四个人被堵在屋子里，只好一个人蹲在一个墙角落，像块奠基石。”
相同的情节在张树德的《毛泽东与彭德怀》里也有记载，可见在11月25日之前毛岸英就因为睡懒觉而曾和死神擦肩而过。当然了，批评当朝太子不能太直截了当，得走迂回路线，张养吾也给毛岸英找好了台阶下：“毛岸英是个工作狂，干起工作来不要命……”这下毛派如获至宝：看，睡懒觉不能怪毛岸英，他是工作太辛苦睡得比别人迟……所以说这个毛派吧普遍智力有缺陷，毛太子又不是把睡觉时间挤占给工作，而是别人工作他睡觉，别人睡觉他工作，明明规定好了防空时间，丫非要搞特殊，万一彭德怀也因为没有按时防空，刚入朝一个月就被美军炸死了（这个时候美军甚至都不知道中国军队已经跑来朝鲜了），这仗还打个毛啊？说实话，也就是毛岸英以太子身分可以视军纪为无物，换个人说不定早就被彭总撵走了。
你说这毛岸英是工作狂吧，武立金的书里却还有这么一段记载：
“我是学俄语的，彭总让我当翻译，可是又见不到苏联人来。”空怀绝技无处施展的毛岸英摇摇头，“也没什么事，在作战室搞搞文件。其实我是想来打仗的，梁军长，你那里要人不？我到你们军去行不行？”
看起来毛岸英似乎闲得很。
后面的故事更是让人头疼：
“我想下基层！”毛岸英像他父亲那样把手一挥，“从营长干起，你给我一个营怎么样？……就说我有打仗的经验，我在苏联打过仗，参加过卫国战争。
毛太子在苏联究竟怎么个打仗法本人尚无法下定论，但我很难想像斯大林真会给毛泽东的儿子安排一个什么高风险或者高技术含量的工作。《国际先驱导报》08年的报导《俄解密档案披露毛岸英二战岁月》写道：
布展工作负责人、历史学副博士斯韦特兰娜．科尔涅耶娃说：“见习生的身分意味着毛岸英没有参与战斗，而是在战地观摩。”同时，她指出，毛岸英档案中“国籍” 一栏注明“无国籍”。“按规定，苏联红军是绝不招收无国籍人员的。”……记者此前采访了与毛岸英关系不错的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同学陈祖涛。陈祖涛说，毛岸英曾表示，因为自己在二战期间要上前线的请求没有得到满足，因此不想错过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机会。
此报导之真实性仍有待考察，如果属实的话那我们不得不遗憾的说毛太子不仅是睡美男，而且还是个吹牛狂，这倒是非常符合我对周围部分土鳖官二代的印象。至于梁兴初军长则被吓坏了，毛泽东安排儿子来大后方当翻译，梁兴初岂敢送他上前线，急忙使出“我回头跟领导商量商量”大法把毛岸英忽悠了过去。
这还不算什么，杨迪《在》书中的另一段记载更能展现毛岸英的太子党气魄：会议中也发生了我想不到、也不可能想到的奇异插曲（可能也出乎参加会议的领导同志意料之外），就是正当彭总向梁兴初军长生气、批评梁后，与会领导同志都处在沉静严肃的气氛中时，随彭总来的那位年轻俄文翻译（我看他和我的年龄差不多，二十七八岁）却毫不胆怯地站起来，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起来了。彭总坐着一句话也不说，既不制止他讲话，也不批评他，志司几位副司令也不制止他，各军军长低着头也不吭声。那位年轻的翻译，并不懂军事，我没有听明白他在讲什么，他说了一二分钟后，看没有人理会他，也就不说了。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怎么一个年轻翻译会在志司党委召开的作战会议上，而且是在彭总生气的严肃气氛中，敢于随便说话呢？还没有人制止他、批评他？真怪！会议开完后，我对丁甘如处长说：“这个小翻译胆子真大，敢在彭总生气时，还在那儿说三道四。看来他还不懂党内和军内的规矩，这样重要的高级会议，哪有他讲话、发言的资格。他是谁？他是什么人？”丁甘如同志说： “老杨，你就不要问，也不要打听了，我不会告诉你，其他的同志也不会告诉你的，以后时间长了，你慢慢就会知道的。”
这段记叙从侧面也反映出了毛岸英同志在苏联“打仗”确实是没白打，更惊人的则是那股由内而发的“我爸是李刚”的王霸之气，无怪乎能视军队之纪律如粪土。如此看来，毛岸英同志死得确实也不冤枉，以他这个作风就算躲得过初一也躲不过十五，谁叫美国人的炸弹不遵守中国社会的潜规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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