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出現經濟危機並不是歷史上的第一次，三年大饑荒期間就曾經餓死三千萬人，到了文革末期，國民經濟則到了崩潰的邊緣。反觀今日之中國經濟，帳面上的 GDP還在成長，只不過增速減緩；外匯儲備金額還相當龐大，儘管大多數已經被外國債券套牢；各級官吏的工資和國家財政收入則一漲再漲。

但中共的危機感卻比六十年代的大饑荒或文革末期的時候更加深重，這又是爲什麼呢？

中共在改革開放以前的統治合法性是建立在意識形態上的，而在之後（特別是六四之後）就全面轉向了經濟領域。這種轉向是許多人都能意識到的。但許多人意識不到的是，中共是在用新的合法性來否定舊的合法性。而今舊的合法性被徹底否定，新的合法性也正隨着經濟危機而徹底流失。

「無神論」和「有神論」的一個根本區別在於：「有神論」的經典是對神的話語的記錄，因此後世的人只能遵奉而不能篡改；「無神論」的教義則只不過來自某個 「人」，別人可以用「創造性地發展」的名義隨意篡改和解釋。

這樣無神論的意識形態就成了無根的東西，文革時不同的派別都自稱忠於毛，但互相文攻武鬥，打得不可開交。六十年代，中蘇關於社會主義、修正主義等的論戰亦屬此類。以至於，今日之中共一邊否定了毛的大多數政策，另一方面仍聲稱自己「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四項基本原則」之一）。

無神論的意識形態本身就是虛的。因此，當中共把合法性建立於此的時候，就可以通過壟斷對意識形態的解釋權來壟斷合法性。現在的北韓政權仍屬於這一模式。

改革開放讓老百姓本來無法衡量的中共合法性基礎變成了可衡量的硬指標——經濟是發展還是下滑了，老百姓能不能看得起病、住得起房子、上得起學，這不是中共能夠掩蓋，或靠解釋就能矇混過關的。

所以中共的改革開放，一方面給各級官吏的貪污腐敗大開方便之門，另一方面也令自己不得不靠發展經濟來獲取百姓的認同。

經濟的發展有其規律性，不可能一直向上，而中共爲了這個硬指標而竭澤而漁，從生態的破壞到道德的淪喪，「發展是硬道理」成了掩蓋中共一切罪惡的最後一塊遮羞布。

民主國家的政府也有發展經濟的義務，但經濟發展對於中共來說卻有着三方面的根本不同：

第一、以美國爲例，共和黨這次在大選中落敗，與經濟危機有很大的關係。但是共和黨幹不好，下臺就是了。中共卻沒有這份瀟灑，因爲下臺面臨着血債清算的問題；

第二、美國經濟沒搞好，民衆不會把所有的怒氣都對準共和黨、甚至小布什。這個道理很簡單，因爲小布什或共和黨並不掌握全部的權力，特別是2006年後，民主黨已經佔了兩院的大多數席位，許多帳就不能全算在執政者頭上。中共則不然，因其掌握了所有權力，自然也就要負全部的責任。

第三、中共的執政合法性已經完全依賴於經濟發展，民主國家的元首卻來源於選票。因此經濟搞不好，元首也可以做滿了一屆再下臺，中共則面對着民衆的隨時反抗。

爲了斬殺信仰自由、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等憲法權利，爲了拆別人的房子、徵別人的地，中共不得不想把「經濟發展」這把利劍磨得極其鋒利、乃至希望達到所向披靡的程度。現在這把劍磨得差不多了，卻砍向了中共自己。

中共幾十年來，放縱人們對物慾的追求，用享樂主義來轉移人們的視線。它卻沒想到，當人們把享樂視爲終極目標時，就再也不會爲什麼「偉大理想」去忍受苦難。一旦慾望無法滿足，所有的不滿會直接對準中共。經濟危機將演變成政治危機和社會危機。這也是中共給自己掘墓的一個方式。

中共在法輪功出現後，本來有一次合法性轉型的機會，就是順應民間信仰發展的潮流，達成社會的道德重建。中共也可通過其成員的道德提升而淨化自身，贏得民衆的支持與認同。但中共卻在江澤民的指令下開始了對法輪功最殘酷的迫害，這才是自斷生路的最愚蠢之舉。

中共自奪取政權開始，逢「九」必出大事。1959年開始了那場慘絕人寰的大饑荒，1969年有中蘇戰爭，1979年有中越戰爭，1989年有「六四」， 1999年則有鎮壓法輪功事件。日曆即將翻到2009年，無論中共走向如何，我們都應該看到中共才是中國問題的禍根，而「傳九評、促三退」才是我們在新的一年中需要更加努力推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