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胡风，林昭，张志新，遇罗克和黎九莲吗？“不知道”。

现在二十五岁以下的青年人，对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大部份的回答，都是不知道这三个字。这说明中共对自己前三十年的罪恶历史淡化的很成功，再过十几年，当“共和国”的第二三代见证人丧老病死殆尽，《六四》这个话题，也会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消失，从此中共就是清白的了。中共统治的残暴，我亲眼目睹多次，那些年月，以中共惯例，每隔一年半载的政治运动，每遇重大政治举动（如人大党大两会），以及每临国际政治气候紧张，甚至逢年过节，都是要大杀一批“反革命分子” 的。

东北辽西的一个小县城凌源，那地方有好几所大监狱。每座监狱都有工厂，有仪表厂，客车厂,还有一座监狱据说制造人民币的，全国的要犯重犯都关押在此，因为这些犯人都是无期徒刑或死缓，没有人能活着出去，要他们来造人民币是最可靠最安全的。那些监狱的高高围墙，电网，岗亭，还有大门口挂的 “新生XX厂”白底黑字的大牌匾，门前那条黄尘飞扬的土道，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过，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还要属枪毙“反革命”的那些血淋淋场面。

凌源县隶属朝阳专区，朝阳县城郊区有座乱坟山，叫狼山，一条土路直通一个小山坳，就是一处枪决死刑犯的刑场。那年是一九七三年，“九一三”事件之后，当时 “林贼叛逃”的事情，令全国都处于一级备战状态，一片肃杀之气，在国庆之前，为了弹压“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各地都杀了一大批政治犯，其中有替林彪喊冤的，也有文革中因反对“林副主席” 而被专政，为自己喊冤要求平反的，但更多被杀的人，却与林彪事件毫不相干，这些人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牺牲品，随时都可以拉上“无产阶级专政”的祭坛，他们的人头，是被共产党蓄意借来杀一儆百，震摄人心，稳定政权的。

有人会问，林彪既然已经是叛国投敌的“卖国贼”，那么当初反对他的人就是正确的，为何不给予平反？反而还要枪毙镇压呢？我说提这种问题的人，他是不懂共产党的政治的，更不懂得共产党是什么。以共产党的立场看问题，人民反对林彪，反对高岗，反对刘少奇，反对所有的被共产党自己打倒的中共头子，从政治意义上说，都属于“反党反革命”行为，因为林彪刘少奇们在没被打倒之前，都是共产党的领袖，是代表共产党的，共产党绝对不会因为你反对的人被它内部的权势斗争打倒了，就会认为你是正确的，是拥护共产党的。所以对于林彪事件，不管是反林拥林，还是与林不相干，平民百姓只要对社会现实不满，对某个领导干部甚至某个党员不满，都是“反党反人民”，都是“现行反革命”，都是要坚决镇压的。

那次的“杀一批”，这个只有二十多万人口的小县城就枪毙了十五个，其中还有三个是刑事犯，过去，中共一向是将政治犯与刑事犯一道处决或判刑的。在中共的阶级斗争教育下，人民一向认为，“反革命犯”是比刑事杀人犯还要凶恶的，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阶级敌人”。对于那几个刑事犯，他们的罪状也是“在狱中趁机蠢蠢欲动，与反革命分子相勾结，抗拒改造的”。

死刑犯们，面色青白的可怕，都被五花大绑，双脚砸着粗重的铁镣，浑身散发着死牢中特有的那种难闻气味，脖子上挂着“现行反革命犯XXX”或“杀人犯XXX”的大牌子，宣判完毕，那只大牌子就被翻了过来，变成了打了大红叉的死刑标志，接着，又在背上插上了带有名字划着一串串红圈的令箭状的斩头标，被推推搡搡的押上了“大解放” 卡车，面对着情绪激昂，高呼口号的“广大革命群众”，游街示众，然后就是“绑赴刑埸立即枪决”。

行刑队伍的阵容很庞大，是由警车，刑车，押送车组成的车队，押送人员由解放军和民兵组成，那时还没有警笛，而是一辆装着高音喇叭的，“大解放”改装成的宣传车在前边开路，一遍一遍的重复广播判决内容，高呼：“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动分子难受之时！”之类的毛语录，虽然不是警笛，但听起来也够恐怖的。

在死刑犯中，有一个叫尹占武的 “现反”，那是一个长脸庞的中年男人，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的棉军衣，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可怜的催人泪下的样子，在宣判过程中，他一直转动着充满盼望的大眼睛，在人群中搜索什么，眼角似乎还噙着泪水，与其他“现反”们一样，嘴中都被塞了一块木头，并用铅丝套着　像牲畜戴“嚼子”那样紧紧地勒过脖颈，嘴角凝固着黑血和口水，在那个年月，这种残忍方法是专门用来对付政治犯的，是为了防止他们呼喊“反动口号”，当然这也是故意做给百姓们看的，显然是在告诉人们：看清楚！胆敢反革命（共产党）者，就是这般下场。在行刑车队临行前，我站的地方离尹占武很近，只有一米多距离，就隐约地听见他在车上，喉咙咕咕的响，似乎是要喊出声来，这时，我听见围观的群众中，有女人在小声的啧啧叹息：“唉哟哟，那个姓尹的，三个孩子啊，大孩子才十来岁！” 原来，他是在人群中找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狼山刑埸，早已人山人海，先前到达的民兵们拉起了长长的警戒线，但由于此地是山坳，人们也可以像在古罗马斗兽埸那样的居高临下，将杀人过程看个一清二楚。刑车开了进来，死囚们被架着拉下了刑车，铁镣哗哗作响，他们被警察们一一的照指定位置，以标准姿势按跪在地。他们在人世的最后几分钟，还被剥夺了最后的人格，被强迫跪在那些观看他们受死的人们面前！那些正在“开心”的“人民大众”，千头簇动的围观者们，其实并非就是他们的仇人，也并非是他们的亲人，他们与死囚素昧平生，眼下只是为了看热闹寻稀奇，就像看宰杀牲畜。不过更多的人，一面大饱眼福，一面也在灵魂深处发出懦夫的颤抖，这正是共产党杀人的目的。

面对死亡，几个刑事犯早就吓瘫了，他们都是被拖过来的，如果不是警察在身旁架着，他们就会躺倒在地上。“反革命”政治犯尹占武，仍在巴望着能见到自己的妻儿，那双眼睛还是不停地在人群中扫来扫去，七八个老少 “反革命”还都镇定，似乎对这一天早有预料，跪的也是直挺挺的，像是在站立。

朝阳地区公安局刑警队的白队长指挥行刑。白队长是老资格的监斩官，在他的枪口下已经不知处决了多少“反革命分子”。他矮矮的个子，一脸黑黑的横肉，镶着一口金牙，戴着白手套，打着一面小红旗，那面小红旗，就是监斩旗了。那时的警察服装和军队差不多，装束比现在的警察简单，都是戴着解放帽，但裤子是蓝色的，镶着一条红线，帽徽是个国徽。行刑人员，是军分区派出的十二个解放军战士，戴着白口罩，手持上了刺刀的半自动步枪，一人执行一个“任务”。

死刑的执行，不是人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种“预备－放！”齐射或扫射，而是一个一个的排号射杀，这也是一种精心的残酷设计，先死的容易后死的难，排在后面死，是对死囚的最大心理折磨，所以刑事犯们被排在最先处决，而反革命们，则刻意的被排在刑事犯之后，其用意再明白不过了。这时，最后关头到了，白队长看了看手表，举起了小旗，只见站在第一个死刑犯身后的士兵，跨前一步，端起步枪，那刺刀尖几乎戳着了犯人的后脑，随即推弹上膛。此时的空气都凝结了，围观的人都瞪大了眼睛，伸长了脖子。唰！白队长小旗一摆，一声枪响，那死囚的脑前立刻喷射出一股长长的血流和一团红雾，身体沉闷地向前一倾，裁倒在地，两条戴着铁镣的腿蹬了几下，呜呼哀哉。

在第一声枪响时，第三个刑事犯死囚，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头子，竟然自己先自动倒了，他因此被白队长大发慈悲，多延长了几分钟的生命，被拉起来重新跪好，排在最后处决。白队长的本意大概是：越怕死的，偏要你看看别人怎么死。其实那老头，此时很可能已经进入催眠状态了，第一声枪响时，就已经吓傻了。令人们惊呼的是尹占武，随着枪响，他的脑袋　像西瓜一样被崩裂成两半，半张脸散落在一边，有人说这是子弹被事先锉过了，变成了 “炸子儿”，我有个当兵的朋友也证实了这种事，很简单，只须将枪弹端头的铜皮锉开一两道刻痕，就是炸子儿了，也叫达姆弹的。那个用炸子儿的解放军，不用说，一定是个“苦大仇深”的“五好战士”了，他认为自己杀的就是十恶不赦的阶级敌人，应该用炸子儿。

十二声枪响过后，死囚们陈尸一片，行刑的士兵们收队，警察们上前翻转尸体，如果还有活气的，照例要补枪，不过，不可能还有活气的，好像死囚们全都挨了炸子儿，因为他们脸部的五官都不见了，都是一个大血窟窿，接着是法医上前验尸拍照，同时取下铁镣，行刑队班师回朝。那些尸体，分别被装进巨大的黑色塑料袋中，扔上两辆“大解放”，大约是开往火葬埸去了。噢，你问我一开始不是说枪毙了十五个人吗？怎么这里又变成了十二个了？没错，是十五个，在宣判时已经告诉人们，那三个都是更年轻的死刑犯，在同一天由其所在的监狱公开执行，人们都说这类在监狱内部执行的死刑犯，都是要摘腰子（肾脏）或挖角膜另有它用的，监狱里的杀人场面应该更野蛮更残忍，因为这是杀给其它犯人看的。所以我说中国监狱的黑暗，蹲过中共大牢的人都清楚得很，决不是中共宣传的那么“人道”！

人们可以从这个小县城在九一三事件期间杀十五个人的比例，来保守的估计出中共在每个“非常时期”杀人的数目。按人口比例，这个小县城杀了万分之零点七五的人，当然客观地讲，是不可能全国每个市县都在同时杀人的，但即使是这样，按当时十亿人口中成年人总数的三成算，减掉那些有血债的该杀的罪犯们，全国也要杀掉一千多罪不该死的政治犯，或者根本就是无辜的人，姑且不算镇反或“平叛”时的大批杀人，就算太平盛世稳稳当当的杀，一年杀两次，毛泽东在世的三十年间杀多少？六十万不多，五十万不少！

顺便再提一提，凡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一代，只要当时他是个成年人，就会记得那个时期，正是所谓的“阶级斗争”白热化时期，一面是“忆苦思甜”，一面是四清运动，大反“资本主义复辟”，大抓“反革命分子”，执行死刑的白纸红叉布告几乎每天都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成了人们最常用的诅咒，小学生们都玩起了“枪毙特务反革命”的游戏。有人统计这个时期非正常死亡的中国人是三千万，那只是指饥饿死亡的人数，而在镇压之下死亡的政治犯（地富反坏右分子）人数并未包括在内，那些被草草审判或未经审判就枪毙掉的，还有更多在“劳动改造”中虐待至死的，有多少？这至今也是个迷。中共在这一非常时期大搞阶级斗争，大量杀害根本就毫无反抗能力的“阶级敌人”，其目的不只是为了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而是政治上的需要，为了政权的稳定，要“杀鸡吓猴”。试想，如果不是靠“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怎么能镇摄住饥饿中的人民呢？

文革是中共杀人的高峰，在文革中，中共更是把杀人的权力下放给“革命小将”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红卫兵就是中共的党卫军冲锋队，它是在中共军干权贵的支持下产生的，它成立的目的就是震摄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权势斗争中，“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 ，为了这个目的，再一次将那些早已被剥夺了财产和自由的，历次运动中幸存的“地富反”及其子女们推上了杀人祭坛，像纳粹灭绝犹太人一样，最后从肉体上消灭他们，就连八九十岁的老人和月大婴儿也不放过。这本来是中共为了保护整体利益而进行的大规模谋杀，是中共的集团犯罪，毛泽东的继承人却将这一谋杀责任推卸给四人帮和少年狂热分子，变成了一笔无头血债。

《三国演义》第九十一回讲了诸葛亮用肉馅馒头祭泸水的故事，据说他若不告慰那些在连年战乱中死者的鬼魂，他就无法渡过泸水班师回蜀，于是他代表国家写了祭文哭拜在地“... ...聊表丹诚，敬陈祭祀。呜呼哀哉！伏惟尚飨！”试问中共，对它杀害的饿毙的数千万人民，可曾有过一丝悔意歉意？对它骗上战场送命的千千万万解放军志愿军们可曾有过一丝诚意？

有句名言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于中共，的确是这样，中国大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已经被中共按自己的需要改写了无数次，它把自己打扮成一贯的伟大光荣正确，但它现在却从“无产阶级政党”摇身一变，变成了剥削阶级政党，那么，那些被它杀掉的“剥削阶级”，被它用来为共产主义事业献祭的数千万中国人民，这笔血账又该怎么算呢？今天，中国的国家主义者们踌躇满志的坚持认为“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毛泽东语），那么爱国愤青们吃过了人血馒头之后，有没有本着良心考问一下自己：我们的“共和国”，在并非战争和瘟疫状态的中共统治下，中国人被“奋斗牺牲”了数千万，到底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需要，还是资产阶级革命的需要呢？

中共已经明确了自己是“三个代表”了，当它要求人民向前看，自己却在向钱看时，为什么不看一眼那些冤魂和他们的后人呢？父债子还天经地义，即使是改朝换代，一个新政府也要替上一个政府对人民负责，这就是国家存在的意义。同是一个中共，如果还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话，有没有想到：对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迫害致死的数千万无辜百姓，应不应该负起这一历史责任？应不应该进行赔偿？怎样赔偿？对独夫民贼毛泽东等犯下滔天反人类罪的历史罪人，对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故意杀人甚至在文革中吃人的罪犯恶魔们，应不应该清算？怎样清算？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中共岂能逃脱其累累的历史罪责？中共至今还在坚持暴政，关押着无数追求民主人权的政治犯，残害死数千名争取信仰自由的法轮功学员，老账新账越欠越多，债务拖欠的越久利息越大，中共新领导对此何去何从？全世界爱好和平自由的人民和中国人民正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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