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东北大学里有两个中国人组织。一个是中国学友会，另一个是中国工作人员联谊会。中国人的主要活动皆由中国学友会出面组织。而中国工作人员联谊会相对来讲知道的人很少。在这个工作人员联谊会中有一个内部人员自称的地下党支部，直接归中共东京大使馆领导。据说这个联谊会的会长经常可以看到党内的红头文件。后来这位会长归国后任某一大学的教授，因其是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的书记，所以回国后，该大学不但给他教授职称和相应的行政职位，还给了他党内职务。据其本人讲，当时国内的校办和党委问他在海外经常看什么级别的党内文件，他说他经常看部长级的，也就是他可以浏览中共驻日大使级的文件。此人同中共驻日使馆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曾被中共使馆推荐作为海外学者代表数次出席两会。

当时学友会的活动经费皆来自于使馆。主要目的是通过举办一些活动笼络人心和通过这些活动向日本社会输入中共邪党文化。本人是一个不喜欢张扬的人，干了一年国际部长后就基本上隐姓埋名的过日子了。

一九九九年十月，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并在当地中心公园公开炼功。几个月后，我发现周围观察我们炼功的人多起来了，有日本人的面孔，也有中国人面孔。又过了一个月，我家的门被敲开了，打开门一看，两个陌生人站在那里向我出示了证件∶宫城县警察本部警察。我将两位让到屋内坐下后，开始了正题。其中一位头似的人物在确定我修炼法轮功以后开门见山地跟我说∶“我们接到中共使领馆发来的涵件，说法轮功是中国的奥姆真理教，让日本各地警察主意防范。我们已经暗中观察了你们几个月了，没有发现任何违法现象。所以今天登门拜访想请教一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听完他的解释后，我详细地介绍了法轮功在一九九九年前在中国盛传和目前在中国受迫害的情况。谈话结束后，他表示愿意以后经常同我接触并借走了《转法轮》。半个月后，他来还书。他告诉我∶这本书写的很好，我不理解为什么中共要镇压？紧接着，他话题一转问我注意没注意在我们炼功时有中国人在拍照。我说没注意。他说他们已经调查了，是东北大学的学生。我当时听了以后并没有在意，反而觉得他有点小题大作。

在以后的一年中，我在仙台相当的出名。这一点连我的太太都吃惊，我们在本地接触的中国人并不多，除了几个关系非常好的以外，几乎不参加当地中国人的活动。可是不管我们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知道我们的名字。后来关系不错的朋友告诉我学友会的几个人说我们是炼法轮功的，要大家小心。这时我才知道对法轮功欺骗式的宣传不仅蒙蔽了大陆中国人，同时也使大量的海外中国人不明真相。从那时起，我决定要将法轮功的真相告诉身边的每一个人。

几个月后，一位要归国的好友前来道别。我们谈到了佛教和修炼。出于好奇，他借走了《转法轮》。数日后，他来还书。谈了一些个人的看法后，语重心长地跟我说∶“老弟呀，修佛可以使一颗烦躁的心在在这个喧嚣的尘世得到安宁，你要觉得法轮功好你就修下去。但是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呀。”看着我不惑的双眼，好友说∶“实话跟你讲了吧。你知道仙台有多少人在搜集你的情报给大使馆呀。就我一个人知道的就有三个人。他们可都是一个月从使馆拿六万日圆的薪水的。所以千万不要把你个人的事情轻易和别人讲。尤其是工学部的某某某，医学部的某某某和经济学部的某某某，这几个人要多加小心。还有学友会的成员一定要小心。你可能都不知道，你的个人情报早就上报到大使馆了。”以前只是听说过∶有人拿使馆的钱给使馆提供情报，没想到已经发生在我身上了。

这几年里，当地警察和日本公安（相当于中共国安）总是不定期地和我接触来了解法轮功。后来，他们的兴趣已不在法轮功上，而在当地学友会上。例如，学友会换届后，新会长及成员的个人情况如何如何？我当时不明白为什么？所以总是非常坦率地跟他们说∶“你要了解法轮功，我可以告诉你。你要了解这些人的个人情报，那你还是直接问这些人的好。因为我根本不知道现在的会长是谁？我对这些也不感兴趣。”看着对这些线人和特务如此的钝感，他们总是失望地说∶“你对他们不感兴趣，可是他们对你是非常地感兴趣。你的任何情报都在随时向大使馆汇报。”从他们的语气和口吻中，我感到他们对每一个线人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每次聊天结束时，他们总是告诉我要小心。

线人，特务这种非人的职业在被恶党文化洗脑后的中国人眼中成了发财和走上层路线（同中共领馆保持良好关系图谋归国后的发展）的手段。殊不知人的良知，道德正是在这种被邪党洗脑后的党文化中慢慢地被吞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