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格人”的生存目的，就是不断捕获其它种类的生命，并将之吸收进伯格“组织”，壮大自己。被吸收的生命所有的知识和技术也就融入伯格“组织”。这样，伯格人打着“增进所有生命的生活品质”的旗号，四处劫掠，遭遇 “伯格人”的一切文明和种族如果抗拒吸收就会被摧毁。在今天的美国文化中，borg一词已经成了专指冷酷、贪婪或者没有自己独立思维的人。

读到这里，我想可能来自中国的读者大概都和笔者一样有许多感慨：我们也曾在那个打着“解放全人类”的旗号的“组织”中生活过。是的，许多人甚至到了国外后，头脑中依旧只有“组织”的概念，没有独立的个体意识，思维方式也还是“组织”长年灌输的那种模式和套路。

试举数例。比如每每有人谈到中国的人权、谈到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就颇有一些海内外同胞们异口同声地搬出一套理论，“民以食为天，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在温饱还不能解决的时候，奢谈什么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如果要我选择稳定和自由，我将毫不犹豫的选择稳定，只有稳定才可能发展，才谈得上自由。”这种看似振振有词的理论，和来自“中央”的“组织”上的宣传论调一模一样。

其实仔细想一想，尽管人权包括了生存权，却并不仅仅只是生存权。更主要的是，人的生存权和其它基本的人权根本就不矛盾：实际上越是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越需要信仰的力量来支撑而不至于走向极端；越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人们，越迫切需要整个社会、特别是权力阶层听到他们的呼声和诉求——也就是说，他们更需要信仰和言论自由。退一步讲，即使以生存权的借口剥夺民众的其它基本人权能够成立，那么一个社会中总有些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的相对富裕的人们，难道他们不该为穷人呐喊、呼吁么？

以所谓“生存权”为借口压制民众的基本人权，扼杀民众的自由，使得一个社会的大众媒体、民众的注意力不能够关注到底层百姓的实际状况和呼声，那么这样的社会必定是个畸形发展的社会，潜在的危机不能够及时疏通与解决，怎么能谈得上长久稳定？为什么在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既可以享有基本的人权和自由，社会也能健康稳定发展，为什么在中国人就非要把人权和稳定发展对立起来，好象中国人就那么不争气，一旦拥有了自由就会天下大乱？实际上正相反，中国百姓是最安分守己的，几十年政治斗争下来人人都吓怕了，连宪法规定的权利都不敢享有。这种混乱的逻辑真正维护的是谁的利益呢？

还有人说“所谓人权和自由都有一个历史的发展过程，也一定要符合本国的国情。别把西方的人权标准强加给中国”；甚至把问题上升到维护民族尊严的高度，即便明知中国存在的许多恶官恶吏践踏百姓人权的事实，也不能批评和揭露，否则有损“国家形象”……说白了，人权本来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自然人人有份。洋人有份，中国人也应该有份。其实所谓“西方人权标准”，不过就是中国也签署了的联合国人权宪章的基本内容。这包括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禁止酷刑和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还包括信仰、言论和结社自由等。“把西方的人权标准强加给中国”的意思不过就是说，以上这些权利，不应当只是洋人专有的，而是每个中国人也应该享有的权利。难道这有何不妥么？为什么中国人就只配享有生存权了？其实人权正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当每一个公民的尊严和权利都得到维护的时候，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自然就得到了维护，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么？

本来民众的基本权利，就是你、我、他自己的权利，怎么一遇到这些问题上，许多普通民众不为自己应有的基本权利打算，反倒为欺压百姓、践踏民众权利的恶吏以及中共辩护呢？我们仔细推敲一下也不难看到，诸如此类似是而非的诡辩逻辑的背后，就是通过模糊的“国家”、“民族”概念，把思考问题的基点悄悄转移到了维护中共的利益上。这种思维模式，就是中共党文化的思维模式。这恰恰好象一个生命一旦被强行吸收为“伯格人”后，就成了一个精神空壳，不知道有“我”的概念，而只知道“我们”，而这个“我们”实际上是“女王”通过“中央”在操控。

在《星际迷航》里，2368年， “企业号”在坠毁的伯格人飞船里发现一个幸存的伯格人。这个和“组织”失去联络的伯格人和“企业号”船员生活一段时间后，终于找回了自我，明白了一个生命原来还可以自由独立的思考！后来他被伯格搜救船“救回”，他的独特思想通过网络进入了搜救船上所有伯格人共享的思想体系并扩散开来，很快导致了整个飞船脱离伯格人的大网络！

在中共党文化中熏陶成长的人们，迄今为止已经有850多万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找回自由独立的自我。是《九评共产党》帮助他们脱出“党文化”的迷雾，找到真正的自我。我们想对那些还陷在伯格“组织”中的人们说，一个生命其实还可以有独立的人格和思想，有自己的灵魂，可以凭着自己的良知和勇气对事情作出独立的判断。请您也读一读《九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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