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機場。

其中1941年到1945年的「延安整風：靠恐怖建立權力基礎」使我了解到原來在延安是隻準進不準出的。

文章這樣寫道：集中在延安的熱血青年大約有四萬人，多是十幾二十歲，由中共地下黨把他們介紹到這塊「革命聖地」來的。到達延安時，他們無一不是興奮萬狀。有個青年回憶道：「我們終於見到延安的城頭了，我們這時興奮得幾乎要流出淚來，我們在車上向着延安城不停的歡呼，歌頌這座莊嚴的古城……歌聲開始激盪，我們高唱起(國際歌)和俄國的{祖國進行曲)。」青年們又慕煞幹部們身上又臭又髒的爛軍服，處處覺得新鮮、刺激和神祕，爲之顛倒。(延安頌) 的歌聲響徹全城，新來者被編入各種學校受訓。但很快的，他們就或多或少失望了。他們來延安是衝着一個夢，這個夢與現實相差十萬八千里。

文革中，我和幾位同學串連時認識了清華大學的一個學生，小夥子非常英俊，也很健談。後來去四川支援「革命造反派」時，被對方的流彈擊中，被揹回來時血一直往下淌，就這樣死去了。後來別人告訴我說，他的父母當年就是熱血青年，在延安認識的，因爲生活太苦，偷偷離開回到上海，成了資本家。

看了張戎的著作我才明白，延安的苦並不僅僅是生活之苦，而是共產黨高官騎在下面人頭上作威作福。

文章寫道：最使人失望的是，「平等」問題。這個他們理想的核心，竟然在革命聖地無蹤無跡，不平等、特權比比皆是。就吃來說，每個單位都有大、中、小三竈，中竈的肉、油大概是大竈的一倍，小竈就更多了。高級領導有特別的營養食品。

穿着也是一樣。一般人穿當地自織自染的土布，粗且扎人。領導人穿國統區進口的舒服的斜紋布。毛的內衣內褲是極細的布。一個爲毛家洗洗補補的傭人告訴我們，她本人不夠穿內衣褲和襪子的資格，只能穿空心棉襖，經常都在感冒。

日用品像菸草、臘燭、寫字紙都按等級分配。說到孩子，中共領導…)(扁可以送去蘇聯，或有自己的保姆。職位低一些的高幹的妻子生產可以進醫院，產後有專人服侍。再低一些的幹部可以送孩子上保育院。有幸結婚的一般幹部，要麼不敢生孩子，要麼自己想法子對付。

艱苦的生活條件使疾病常常發生，但是醫藥分配按等級。毛本人有美國醫生馬海德，還有兩個蘇聯醫生。如有什麼需要，他直接向莫斯科要，或給重慶的周恩來打電報。醫院分高幹病房跟一般人病房，進醫院得要介紹信，連病人的飯菜也分等級。

抗戰剛開始時，延安有個國民政府派來的紅十字會醫療隊，給一般共產黨員和老百姓看病。但不久它被趕走了，有謠言說它用的針藥全是有毒的，還在食水裏下毒，散播細菌。醫療隊走後，個別醫生被留了下來，主要爲特權階層服務。

毛澤東與江青在延安！

如果不是書中有一段描述，我簡直不敢相信進延安就等於有了一份賣身契，生死由黨定。

書裏是這樣描寫的：儘管失望，年輕的志願者卻沒法離開，他們進了延安就出不去了。其他地方，包括別的紅色根據地，都一概叫做「外面」可望而不可及。過來人說：在延安的老幹部中，新幹部中，思鄉病很流行。農家子弟往往直率地提出回家去，知識分子幹部就聰明多了，他們不說「回家去」，而是編造一套謊言，說得天花亂墜，要求黨調他們出外工作。當然絕大多數不會批准。

書中說：司馬璐在醫院裏看到下面的一場戲：「我們沒有病，爲什麼把我們送到這裏。」兩個江西佬一面在咆哮着，一面在企圖掙脫政治指導員的手。指導員對他們說：「同志，你安靜一點。」又招呼幾個武裝同志把他們壓住。……兩個江西佬繼續在訴說：「我們要回家看看雙親和兒女，一次再次請假不準，硬說我們有了神經病，送我們到這裏來。」

1937年毛澤東在延安鳳凰山。

僅僅因爲想回家看看父母和兒女就要被處決，多麼令人毛骨悚然！原來那個清華大學學生的父母是九死一生逃出去的！不過正因爲他們有這段歷史，所以二十幾年後，文革時還是被活活打死了。打死他們的就是這個在清華大學上學的兒子。當時紅衛兵站在旁邊，逼着兒子打死父母，說他不打死他們，就打死他，然後再打死他父母。這是多麼悲慘的一幕啊！

張戎這本書揭開了我封存三十多年的記憶，這不是一件壞事。

（人民報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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