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報消息】程曉農1985年獲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碩士，先後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研究室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工作，曾任體改所綜合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員。1989年起先後到德國經濟研究所及哥廷根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在美國獲得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博士，現任美國《當代中國研究》雜誌主編。大紀元記者鹿青霜，郭若就中共當前策略和前景展望專訪程博士。 中共目前的國內外策略 中國過去十幾年的基本國際關係策略，就是希望通過吸引國際資本來延續它的統治，改善它的經濟，同時，它又堅決抵制西方國家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所推崇和實行的民主政治，抵禦民主價值觀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力。在中共看來，戈爾巴喬夫在蘇聯推行政治改革，是共產黨最大的叛徒，動搖了共產主義陣營。 表面上中國從80年代到現在都在進行經濟改革，實際上經濟改革的方向和社會政策的方向在趙紫陽時代和趙紫陽之後的時代發生了180度的轉變。趙紫陽時代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他基本考慮到了社會不同利益羣體的利益，工人、農民、知識份子、幹部的利益他都兼顧到，在政策上基本取一個比較平衡的做法，就是沒有哪一個利益羣體在80年代的經濟改革中受到過明顯的傷害。 90年代開始，中國政府的社會政策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開始把占人口絕大部份的工人農民當作了政府施政的犧牲品，換來的是經濟和政治精英，就是統治集團，占人口百分之幾這批人的利益不斷擴大，從此腐敗成了一個全面的糜爛的現象，幾乎無官不腐敗，因此中國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這個兩極分化嚴重得不僅威脅到社會的安定，而且已經造成了經濟的長期低縻不振，從今後來看，中國恐怕也不再會出現經濟正常的繁華。 中共籌劃的退路 中共領導層現在實際上已經爲自己，它的統治集團，他們官員羣體和官員的家屬選擇好了退路，這個退路和經濟的國際化有密切關係。對比其它共產黨國家，所有的共產黨國家，在共產黨統治最後困難時期的時候，一般來講，其統治集團都沒有外逃的出路，這樣的話，它的領導層必須面臨一個現實問題，如果他們逃不掉，他們必須在這艘船上過，挽救這艘將要沉沒的船和他們自身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蘇聯共產黨才會出現黨內的改革派，要把蘇聯從困境中解脫出來。其他的東歐國家也是一樣。 但中國現在的情況完全不同，因爲經濟的國際化和中國與國際商界的多年交往，中國的各級官僚已經在國外準備了大量的機會，他們大部份人已經在國外存了鉅額款項，準備好了外國護照，其子女早就在國外定居了，房子買好了。用一些的人話來講，他們只是缺一張飛機票而已，一旦風吹草動，這些官宦子弟們搭上飛機走人就行了。所以中國這艘船沉不沉，怎樣沉，並不是中國統治集團真正關心的事情，他們惟一關心的是在這個船沉之前怎麼樣把船上的財產多颳走一些，搬到國外去。 正是因爲這個原因，中國政府從來不徹底對腐敗進行真正的追究，從來不願意讓官員的資產公開，從來不實行趙紫陽當年提出的所謂「陽光法案」，讓官員及其家屬公佈資產和財產來源，說明他們的收入是如何來的，是否合法。像這樣光明正大的措施，中共是絕對不採納的，因爲那樣一來黨的全面腐化就昭然若揭了。 財產準備好了，正在迅速的轉移。去年12月1日中國政府又公佈了一個世界上絕無僅有，令人震驚的規定，就是所有中國人想要移民國外，有財產要轉移的話，第一不追查財產的來源，第二不設上限，第三，沒有嚴格的限制。換句話說，就是誰有錢想拿到外國去，你們拿吧，能拿多少拿多少，而且政府保證兩年內讓你們拿個乾淨。這樣的做法實際上就是爲各級官員轉移資產到海外開了個大門，有了這個做法之後，中國今後的政治局面可能會比其它的共產黨國家的轉型更加糟糕，原因就是現在的統治集團不再對中國負責，他們只是對自己口袋負責，對自己的兒女怎麼撈錢負責，他們關心的只是儘量延長在中國的統治生命，在這個期間儘可能多的撈錢，然後儘可能多地把撈來的錢轉移到外國去。一旦轉移完了，或者一旦中國被撈空了，他們就把這個國家當作一條破船或者一個破房子，一扔了之，然後讓逃不掉的十幾億人在那片土地上無法生存，這就是將來中國面臨的最危險的局面，但是今天在中國，這層窗戶紙並沒有被捅破，很多人還對政府和黨抱有種種幻想。
| 
打印機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