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1989年六四晚上的槍響，令4萬多澳洲留學生一夜間變成了流亡海外的難民，而「難民」一詞在澳洲華人社區從此不再陌生。10年後，當彼岸政府的槍口再次對向人民，當追求信仰的人們受到越來越重的壓力、打擊，當數以千萬計的法輪功學員在大陸被監禁、勞教、判刑以致被折磨致死，在澳洲移民代理的辦公室裏，申請難民的案件又開始增多。

據澳洲中國移民福利會會長黃兆邦先生介紹，作爲難民接收國之一，澳洲移民部僅去年一年收到的以「法輪功」爲由申請難民居留的案件就有4、5千例。而在中文報移民代理們的廣告中，明確願爲法輪功學員申請難民身份的字樣也明顯增多。「難民」，再次成爲澳洲華人關注的話題。

那麼，「法輪功難民」究竟是怎樣一個概念？澳洲政府近年來對法輪功難民的態度如何？華人社區各界包括法輪功學員本身如何看待這一特殊歷史現象？國際社會對這些「難民」有怎樣的責任？又爲什麼會做出這樣的承諾呢？

澳洲法輪功學員集體煉功

「我真的難以相信...…經歷了大半世紀，頭髮已大半花白的我，竟會在這異國他鄉，感受到了什麼是真正能直起腰、擡起頭、象個人一樣活著的感覺...…」

我從來沒有想象過自己，一個內向，愛面子，在公衆場合説話都會臉紅的中國知識分子，會有一天成了西方國家的難民；沒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走到這一步，我覺得有一種被遺棄的感覺（被『母親』？還是......？）我深感傷痛。

我的前半生充滿了崎嶇坎坷：曾經是「黨指向哪裏就奔向哪裏」的「熱血青年」，無奈家庭成份不好，始終得不到黨的「信任」；文革後身體又極度虛弱，長期體弱多病，身心極爲痛苦。修煉法輪功後身體健康了，我的生活才開始有了樂趣。誰知就因不願放棄修煉，99年後我曾三次被公安部門抓捕（派出所、看守所和洗腦班），期間遭受比犯人更甚的□辱、精神摧殘，扣工資、出國被扣留等迫害。女兒們和丈夫曾爲我的安全極度焦慮、擔心。2001年，我是帶著傷痛，無奈的冒著危險逃離了自己的祖國。

澳洲，這片和平美麗的國土，清新的一切，很快的讓我長期恐懼壓抑的精神得到釋放。憂其讓我感動不已的是剛來時給總理霍華德的信，竟得到他親自覆信（在這之前我女兒給他的信也同樣得到回覆）。這在大陸萬萬不可能。人心都是肉長的啊！當時的心情，可想而知。後來，女兒幫我約見了一位議員，那位議員那份真誠、熱情、耐心、對我的遭遇靜心的傾聽、並表示出的極大同情和盡心盡力的給我幫助，幫助我申請難民，同樣使我感慨萬分。

在心靜平復後，我也曾給那些關心過我的和傷害過我的人打電話。我爲他們中的許多人還不明真象感到難過，爲他們因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下難以解脫感到悲哀；我告訴了他們我內心的真實感受，分享來澳後繼續修煉法輪功、身心受益的美好，告訴他們在經歷了這一切磨難後，我真實的體會到，沒有真善忍，整個人類社會是多麼的可怕。

2003年8月，我正式得到通知：我的難民申請獲得批准，澳洲國家正式接納了我！我真的難以相信這一切竟是真的：在自己的祖國不曾得到的，在這裏卻得到了；被自己祖國政府的某些人「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卻在完全陌生的、以前做夢都不曾想到的西方國家受到如此善待！我不由得回想起了我前半生所經歷的風風雨雨，和一場又一場政治運動所帶給我的家人、給我的一切不幸......經歷了大半世紀，頭髮已大半花白的我，竟會在這異國他鄉，感受到了什麼是真正能直起腰、擡起頭、象個人一樣活著的感覺......

2. 中國移民福利會會長黃兆邦先生：

「我覺得，象我們這樣的角色， 對祖國，應該真誠坦率的告訴他們「外面世界」的真實情況， 告知他們的一些做法在海外是行不通的...... 最低限度也不要昧著良心講假話，因爲假話必然會誤導國人一錯再錯。」

澳洲社會如何看待法輪功：就我所了解的真實情況來看， 這幾年來，中國方面確實動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來對付法輪功，包括在海外。這裏我想根據對澳洲社會的了解來談談我的看法。

首先，澳洲在世界上是3個最大的難民接受國家之一，過去50年總共接受了62萬名難民(包括他們的家庭成員)，平均每年超過1萬名；其次，澳洲執行無歧視性移民政策，任何帶歧視性的行爲與言論都是違反法律的；再者，澳洲社會法制健全，民主自由、寬容和諧是它的主流社會價值觀。任何鼓吹和煽動仇恨的行爲與言論都與主流社會價值觀念相勃，不會被澳洲人民所接受。

基於這些認識，我覺得中國政府在對待法輪功問題上的做法，是難以得到善良的澳洲人民的認同理解的。法輪功作爲一個合法註冊的社會團體，其成員在澳洲不僅從來沒有做過任何違反法律法例的事情，相反他們做了一些對澳洲社會特別有貢獻的好事；所以我說，如果中國方面還繼續採取目前的手法對待他們的話，只能繼續產生與他們的願望相反的社會效果，而且也必然導致更多的滯留在海外的中國公民利用法輪功的名義去申請難民。

作爲來自大陸背景的華裔人士，我不希望發生成千上萬的法輪功難民申請者湧入國際社會的狀況，沒有任何國家的人民與政府願意面對如此可怕的現實。

關於真假法輪功難民：在澳洲社會，任何人只要有證據證實作了假，那麼他這輩子的信譽就徹底沒有了。所以一定要實話實說。就以目前有4千多以法輪功名義的難民申請個案之中，真正是法輪功成員的僅僅才幾十個的比例來看，澳洲當然也存在象英國類似僞造法輪功難民的情況。我知道，在一些操守不良的移民代理人之中， 任何中國人要申請法輪功難民，只要300─500塊錢，這些代理人就整套材料都給你準備好了，包括什麼公安局的拘留證等等; 這種事情我看都很難避免的了，當然初非僥倖倖免，不然什麼時候讓政府人贓俱獲地抓住，或者被當事人舉報也是遲早的事。

對海外華人角色定位的理解：移民羣體在它國異邦定居，如果不能夠入鄉隨俗的話，又怎樣可能讓該國家的人從心底裏歡迎這樣的移民羣體呢？作爲海外華人，特別是象我這樣的所謂僑領們的角色，首先我們得問問自己， 我有沒有自視爲澳洲人? 我有沒有入鄉隨俗了?

我覺得，象我們這樣的角色，對祖國，應該真誠坦率的告訴他們「外面世界」的真實情況， 告知他們的一些做法在海外是行不通的，是觸犯當地法律的，從而促動他們去改正那些行不通的錯誤做法。但無論如何，僑領們最低限度也不要昧著良心講假話， 因爲假話必然會誤導國人一錯再錯。另一方面， 作爲澳洲公民，我們也有責任站在維護澳洲國家利益的立場上，向澳洲政府反映真實情況，千萬不要讓澳洲人民感到---你們這些中國人全都在一起說假話!

3. H先生，原大陸公安警察，因拒絕參與打壓法輪功而受迫害，2002年下半年逃往澳洲申請難民。2004年獲澳洲政府保護簽證。

「對於大陸執法人員，當命令與良心的天平發生衝突時，就不得不面臨一個痛苦的選擇...... 按公理走的路是那麼狹窄，可謂腳踏地雷陣，稍不留神就會觸雷。」

我曾是一名執法人員，那時對難民知之不多，有一種於己無闗的感覺。警察的「天職」就是要服從命令，但中國這個特殊的國度，行政命令往往大於法律，執法人員往往是機械的執行命令，政治的空間擠壓了人性的空間。我的同事大多淪爲了政治工具。當了解了法輪功真象後，他們大多從心底裏產生了同情心，在工作上消極抵制上級的命令；有的心理能夠理解接受，從而在執行命令時有了彈性；當然也有依然麻木依命令行事的。

對於大陸執法人員，當命令與良心的天平發生衝突時，就不得不面臨一個痛苦的選擇：不執行命令可能就殃及自己，但按公理走的路卻又是那麼狹窄，可謂腳踏地雷陣，稍不留神就會觸雷。我無法面對每日這樣的良心譴責，唯有選擇出走逃離。當然，在中國鎮壓法輪功以前，我萬萬沒有想到有一天自己竟會成爲一名難民。

難民身份批下來後，曾任高級警官的我，真有種「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滋味。

4. 澳洲居民L先生，大陸黨員，原某廠廠長，因妻子煉法輪功全家被迫害，2001年與妻子雙雙逃往澳洲並申請難民庇護。

「在我們單位那位黨委書記的眼裏，我和我年過半百的妻子平時都是上面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從不提也不敢提半個不字的人......來到澳洲後，被共產黨灌輸了一輩子「共產主義思想」的我，猛然發現在這裏人們才真正是國家的主人...…」

在國內的時候，最先遇到的是戰爭難民，到了89年六四，知道有不少民運人士跑出去在國外申請難民，我才對難民一詞有了一點概念。

在我的腦海裏，難民是無奈的弱者，低人一等，是值得同情與關心的人。在中國，有很多從越南和印尼回來的難民，國內的報紙也經常刊登這些人的情況，以示中國政府對他們的關懷與照顧，但在字裏行間你可以清晰地感覺到他們來到中國後生活的艱辛與無奈：他們清一色地被安排在華僑農場內，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白手起家，根本沒有政府的補助。這些人大多原都是中國人，但他們卻沒有回原籍的權利，因爲他們原有的土地和房屋都被 「土改」掉了，回去就有「復辟」之嫌。

我和我年過半百的妻子平時都是上面怎麼說我們就怎麼做，從不提也不敢提半個不字的人。鎮壓剛開始時，作爲共產黨員，同時也以我對共產黨的了解，我知道政府鎮壓法輪功是遲早的事，但沒想到他下手是如此得狠毒，非得斬草除根，連我妻子這樣安分守己的老太太都不放過。

來到澳洲後，被共產黨灌輸了一輩子「共產主義思想」的我，猛然發現在這裏人們才真正是國家的主人。他們真正享受著自由民主的主人翁生活。中國的共產主義是質上是獨裁專制，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它就是拿著皮鞭與屠刀的「三個代表」。人民只能吹捧它的權力，你要說半個不字，皮鞭和屠刀就在等著你。

中國政府迫害法輪功，範圍之大，力度之強，下手之狠，在世界上已無人不知。我相信那些以法輪功名義申請難民的人，不管他們是真法輪功還是「投機者」，他們的存在其實已從一個側面捅破了中國政府多年來大肆渲染的「改革開放偉大成就」的「神話」。

對於那些「假法輪功難民」，我最想說的是，如果「過關」（拿到身分），不要過河拆橋。如果不過關，不如從此真修，和法輪功學員一道，反迫害，講真相，喚醒沉睡中的大陸同胞，也算這輩子沒白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