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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陳桂棣與春桃合著的「中國農民調查」在中國引起一陣旋風，作者說有許多人中國人都是含淚讀完，在書中描述的農民上訪事件，揭發了地方父母官是如何剝削廣大的農民，農民不堪其擾，卻又無能爲力，任憑滿臉橫肉的「父母官」壓榨。這本書在日前中共召開兩會期間，已經由中宣部決定封殺，但其內容的真實性，在網路上各省人民都表示確有其事，甘肅的異議份子田奉山（音）說，書中描述的農村現狀很真實，而甘肅地區的農村比書上寫的還要慘。 我曾經一度被「中國熱」、「中國的世紀」之類的書迷惑，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抱有相當大的期望，任自己心中的美麗中國的幻想無限上綱，甚至自以爲先進地認同高中公民老師的觀點，他認爲∶兩岸當然要統一，統一後中國無止盡的資源，加上臺灣經濟奇蹟的經驗，將會創造出中國的超強地位。幻想時期，被亮麗的經濟統計數字蠱惑，驚豔於兩位數的經濟成長率，讚歎上海市的繁榮，羨慕北京將申辦奧運時的建設，但這些光鮮亮麗若是除以13億的中國大陸人口，殘酷的現實已擺在眼前，沿岸地區的「形象工程」欺騙了我們，儘管城市的繁華吸引了舉世的目光，但中國大部分地區的九億人口，依舊以農爲業，他們享受不到政府對沿岸都市那樣的關照，反而每天生活在地方官的苛捐雜費之中，無法喘息。一些對中國前景看好的人士若主動下鄉去關注，而不是由地方官員帶至參觀所謂的「形象工程」，則會對中國的樂觀重新調整；整天窩在經濟特區或跨國企業的總部研究經濟數據，只能反映出13億人口中的一小部分，在9億農民富不起來的情形之下，中國會被數量龐大的貧農拖垮，變成像拉丁美洲國家那樣貧富差距嚴重，導致社會動盪不安，國家是絕對抬不起頭的，13億的分母是很沈重的。 中南海的決策單位喜歡設定目標，例如毛澤東時代認爲國內有百分之十的右派，每個單位在數字壓力下就得衝出百分之十的數量，旅居德國的關愚謙教授的回憶錄「浪」中提到他因此被打成右派，只好冒險逃出鐵幕；要是中央提出各地的經濟或教育水平要達到某個水準，卻又無法提撥相當的經費資源，地方不是虛報數據，就是打老百姓的主意，在農村中巧立各種名目的稅，地方官高興就少收一點，不高興就多收一點，收不到就派人討債，宛如官方高利貸般霸道，農民因而上訪求援。書中淮北平原的貧困縣利辛縣紀王場鄉路營村的農民丁作明以爲上訪可以解決問題，卻把自己的命給賠掉了，活活被當地的「父母官」打死。田奉山說甘肅省的農村問題更慘，讓我實在沒有勇氣去揣測實際的農村狀況，難道丁作明的下場還不夠慘嗎？ 農村雖然慘，卻因爲慘而出現一些賢能的策士提供建言解決辦法，何開蔭就是當中倡導改革的大力士，然而中央地方行政體制錯綜複雜的利益勾結網絡，讓這些改革往往胎死腹中，頂多只能暗地裏幹，無法普遍到各地農村，這讓我想到張五常教授的一篇文章「三種社會體制」，文末提到，一九九三年諾貝爾經濟學得主弗裏得曼教授訪問成都，與四川省省長交換意見，張教授認爲弗裏得曼非常善辯，認爲他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辯論家之一，可是省長先生短短几句話卻駁倒了他。他們談到市場經濟只要由政府掃除障礙，其他的讓市場去決定就行了，弗裏得曼教授說如果你想把老鼠的尾巴砍斷的話，不要慢慢的一截截地砍，一下子砍掉就行了，長痛不如短痛嘛。省長先生反駁說，親愛的教授，你知道我們中國的老鼠是不同的，他們有很多不同的尾巴互相纏在一起，您先砍哪一根？ 書中提到一九九O年到二OOO年，只有十年時間，中國從農民那裏徵繳的各種稅收總額，就由八十七億九千萬元，迅速增加到四百六十五億三千萬元，增加了四五倍。農民人均稅額高達一百四十六元，而城鎮居民的人均稅賦只有三十七元；在城鎮居民實際收入已是農民實際收入六倍的情況下，農民繳納的稅額反而是城鎮居民的四倍，苛捐雜費亂收的情形嚴重。何開蔭提出了完善和發展農業「大包乾」的設想及具體思路，從建議實行耕地的長期承包責任制，到建議實行農業稅費統籌的改革，到建議取消糧食的國家定購和糧食價格的雙軌制、全面徹底地放開農產品的市場和價格，直談到建立健全以科技爲支柱的社會化服務體系，發展區域規模的農村商品經濟，還談到進行農村戶籍制度改革，打破城鄉二元結構的堅冰。雖然這些方法看似能減輕農民沈重的負擔，但還是沒有解開「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問題；例如稅費統籌能夠讓農民有官方根據第一次繳交完所有稅賦，不會哪天又冒出奇怪的稅賦名目，農民繳的少，也代表地方政府能作的也少，但是中央設定的目標卻一點也不少，卻沒有足夠的經費的補貼，經費到了「形象工程」的承包商手中，到了奧運場地的建築廠商之中，到了墮落頹廢貪污的貪官手中，因此只好犧牲地方各項建設，原本農民繳交的費用中有一部分是用來從事教育建設，因而被犧牲，農民說沈重負擔的減輕竟是用是下一代的未來所換得的，這真是一大諷刺。若是遇到必須進行的建設，地方政府只好從操舊業，繼續幹起巧立名目的勾當。 13億的分母是沈重的，因爲中國是個國家，中國的盛或衰是由所有人民所堆砌而來的，不管今天如何去衡量中國的地位，13億的分母是不可能改變的，9億農民富不起來，就不可能造就中國的神話，「中國農民調查」若無法進入歷史，而是活生生持續上演，我們就不能自欺欺人，編造中國神話來麻醉自己。忘記是在哪一本雜誌上看到中國各城市的照片，照片是在比較各城市的家庭型態，或許照片的訴求是在比較文化的性質，但當沿岸城市與內地農村的家庭把他們的家當擺出來供記者攝影時，我看到的是富裕與貧窮的差距。我又想到雜誌記者篩選用來拍照的那個農村家庭，很有可能是當地最富裕的，因爲照片中的那戶人家有一臺電腦，那臺電腦看起來像是城市淘汰到二手市場的，一個年收入只有幾百元錢的農村家庭，買的起二手電腦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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