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大纪元记者李强综合报导，与往年不同的是，人们不再热衷于预测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中国政坛出现质疑GDP统计数据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发出要将GDP赶下神坛，改换其他统计方法的声音。

目前，随著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号召，各种相应理论在学术界纷纷出台。多个省份考虑将计入环保等方面损失的“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但从政府到地方及学界认为，此实为无奈之举，另有隐衷。从新统计系统中参研中国经济现状，成为今后海内外学者的共同难题。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说，现在的GDP不能完全反映自然与环境之间的平衡，它将质量好的和坏的产出一视同仁地计算在国民财富之中。他认为，中国的GDP数字里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牺牲后代的机会获得的。

据中国官方数据显示，1985年至2000年的15年是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期，GDP年均增长率为 8.7%。但如果扣除损失成本和生态赤字，即自然部分的虚数和人文部分的虚数后，这期间中国的“真实国民财富”仅为名义财富的78.2%。这意味著，过去15年中国GDP的实际年均增长率只有6.5%。

牛文元认为，中国人均资源不多，生态环境先天脆弱。中国20多年来盛行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扩张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能源浪费大、环境破坏严重等问题日益凸显。牛文元说，中国每创造1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3倍，德国和法国的7.7倍，日本的11.5倍……。

同于中国政治的一贯气候，此政策刚一发布，中国各路专家学者纷纷从各自领域表态支持，相关理论纷纷出台。但许多专家私下承认，环境是破坏了，但发展还是造假，是以变卖国有土地、资源和废除国家医疗保障、福利等很多方面为代价的掠夺性短期行为。

海外专家更明确指出，中国计划废除GDP的统计方式，是因为这个数据造假太多，而且让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每年都为此耗费了太多的“非生产力”支出，并为不法官员留下越来越多的可乘之机。中国政府不得已将GDP请下神坛，改换其他统计方法。

许多地方官额手庆幸不必每年呕心沥血炮制出一套既有助于自己仕途又不致会被“枪打出头”的统计数字，更有一些官员已经开始物色班子，专门研究新的统计学，以期开发出针对新政策的措施，在中国政治的新跑道上捷足先登。有专家认为，新统计系统可能会使未来中国政治经济的许多真相更为隐蔽，如何从扑朔迷离的统计数字中参研中国经济现状，将成为今后海内外学者的共同课题。

*GDP神话由来

经济学家何清涟在其著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中揭示了中国统计数字的虚假。何清涟指出，中国GDP的增长一直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百般夸耀的成就，1978年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的GDP总值是3,624亿元，25年后即 2002年GDP已经达到102,938亿元，已经增长了将近30倍，按照中国政府自己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GDP总值将超过35万亿元，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从来没有过先例的，所以国际媒体经常讨论这个问题。但是在去年的11月12日，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国务院在开国务会议时作了一个决定：从2004年开始中国要做一次全国的经济普查，从此以后不再以GDP作为衡量中国经济成就的指标。

中国政府所说的理由是为了保持资料的透明性、可靠性，以及为了和国际社会通用的统计规则接轨，所以中国要改变统计方法。大家都是中国人，了解中国话的特点，从这一“理由”中可以读出几层意思：第一，增加透明度的说法，表明中国政府承认过去的统计资料并不那么透明，也并不那么科学；第二，以往的统计方法它和国际通用的统计规则并不接轨。

中国的统计资料历来分五级核算，中央、省、地、县、乡(镇).乡里是如何造出来的呢？何清涟介绍，每年到10月份左右要报统计资料的时候，在不少地方，各乡秘书都要请相邻的乡吃饭，互相打听对方要报多少，然后回来再确定自己要报多少。一些明智的乡干部懂得，不能比邻乡高太多，太高了容易引起大家嫉妒，“枪打出头鸟”，私下里给你穿小鞋。但是也不能报得太低，太低了显得在各乡中太落后，所以每年如何报是种政治艺术，秘书打听小道消息的功能特别重要。

这方面有个典型就是湖北省一个号称“五毒书记”的县委书记，叫张二江，在出事以后媒体揭露了他是如何假造资料的。一个乡里的理发店只有两个理发师，他居然报出每年的营业额是36万元，那两个理发师后来说：就算我们每天工作24小时，我们理一个头才收两元钱，一年要剃多少头才能挣出这些钱？还有一个村连一个鱼塘都没有，居然报出亩产200多万斤的数量。他那些年的政绩要么是无中生有，要么就是夸大几倍几十倍。这位县委书记如果不出事，这种造假也不可能被揭露出来。这是县一级的。

对于省一级，何清涟举了2003年审判的安徽省常务副省长王怀忠，其中一个假造GDP的细节。安徽省每年向中央上报的GDP增长是年增长22%。据安徽省计委官员说，这个数字还是他们力争减下来的。王怀忠订的标准是28%，计委干部觉得太高了，让人家觉得不真实，于是反复跟王怀忠讨价还价，才砍了 6个百分点。

省里是这么造出来的，中央一级心里很清楚，何清涟形容，“GDP神话骗得了别人骗不了自己”。去年2月份，国家计委政策法规司司长曹玉书在接受广东“21世纪经济报导”采访时说：中国统计资料的不真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如果中央订的指标是8%，那么省里报的就是9%，到了县里就是10-12%，他们的标准是一律按照省里报的砍掉两个百分点，然后定成8%。至于如何知道水份是2%呢？他没有说。实际上也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没有什么科学根据。

阅读每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发现一个现象：各省加总的GDP和各省分项的统计资料不等于中央公布的统计资料，中央公布统计资料要比各省统计资料分项加总要小得多。九三年宏观调控以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高达百分之二十点五，最低是百分之十八点几，宏观调控以后，朱镕基认为不要太高，增速保持在百分之八比较合适，从此以后就“七上八下”地波动。九八年大洪水也说要保八。

何清涟说，我的一位熟人在国家统计局工作，98年底我到北京，见面时问这位熟人，“你最近在忙什么呢？”他回答说：“忙什么？就在做统计数字嘛！”仅仅是增长率，就做了三遍。第一遍报上去的时候，是百分之八点零一，上边说不对呀，说保八就是八，这样接近不会太假了吗？！于是再重新计算，做到八点四，又觉得不对，今年发生那么大的洪灾，怎么还能达到八点四呢？于是做第三遍，修正到百分之七点八。可以说，中国政府的统计资料，几乎是想要什么样的资料，就能造出什么样的统计资料。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何清涟指中国官员在统计数字上造假是因为中国政府的干部选拔机制。中国政府从改革以来，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标准以后，考察干部主要是考察经济业绩，衡量经济业绩的一个简单易行的指标就是经济增长率，所以中国后来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叫“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官出数字”是指统计数字都是官员们造出来的，“数字出官”指的是，官员们的统计数字报的好，帐面上显示的经济成长率高，就容易得到升迁。当然升迁背后还要行贿受贿、买官。买官的价格标准，富裕省份和贫穷省份还不太一样。大致说，“买”是台底交易，表面功夫即“政绩”还是要做足，“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就是中国官场目前的游戏规则，GDP神话就是这样造出来的。

*“绿色GDP”

关于GDP，国际社会确实提出了一个“绿色GDP”的概念，专门用来计算经济发展的环境代价。何清涟谈到，如果要用绿色 GDP计算方法，那中国在20多年改革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可能是负值。因为现在就算是把增长全部所得投入到优化环境中去，也买不回干净的江河湖海，买不回每年正以一千公里的速度在扩张的沙漠化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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