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者们是肆无忌惮的——用“棒子队”掩护推土机，直接诉诸赤裸裸的暴力；保护者们是惊恐的——“我们怕。”一位居民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北京前老莱街发生的棒子队夜袭搬迁户的事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敢和那么强大的力量对抗。我们手里没有可以保护自己的武器”；而“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哲学思想”四合院们则死的很难看——“刚才，他们过来了，开着铲车，把您近200年的家和您的邻院一起撞倒了。那张着大口的锋利的铲斗，把一堵堵的墙抓起来，又摔到地上。还有高大的红门，被撞飞到半空。还有邻院那棵粗壮的核桃树，喀嚓喀嚓地响着，撅折了。只半天功夫，那里就只剩下一地的碎砖了。”一位目击者给一位远在海外的四合院的前主人写信，这样描述了他“在北京的根”的毁灭（见8月7日《南方周末》）。

同一期的报纸上，还刊登了一份《保护院落死亡名单》。从名单中我们看到，新鲜胡同、盛芳胡同、竹杆胡同、南水关胡同、东总布胡同、石雀胡同……都突然“死亡”了！名列北京市保护院落名单并没有改变它们的命运，反而加速它们的消失。一位读者给《中国经济时报》编辑部打电话表达他的愤怒：“四合院实行挂牌保护之后，他们好象拆得更起劲了。那些开发商连八国联军都不如，为了牟取暴利可以损国家、坑百姓不顾一切，他们罪孽深重……”

没有了胡同和四合院，燕山之南的这一片地区可以叫任何名字：纽约、东京、香港、马尼拉等等，就是不能叫北京！舒乙在他的《拯救和保卫北京胡同、四合院》一文中指出：随着胡同和四合院更大规模地被铲平，世界文化古都北京将面临覆灭的命运。

为什么会这样？一位开发商“坦诚”地说：不这样我们无法平衡投资。的确，在近二十年北京发生的变化中，商业利益的需要起着“发电机”的作用。从建筑社会学的角度看，当社会向市场化、世俗化转变时，建筑必然会从过去更重视具有恒久价值的审美感受，向重视和强调现实的功利方面转变。但这并不是最糟糕的变化，最糟糕的变化是这个时候政府出于制造政绩的冲动，放弃了其对社会、对文化传统的责任，将自己定位为房地产商的合伙人，新的工作机制异化为“规划听领导的，领导听老板的”。一位四合院的保卫者感叹道：商业利益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实在太可怕了！

有人说，北京的命运仍然掌握在我们手中。从长远来说，这是对的。但在目前我们只能说，北京的命运掌握在政府手中！只有政府，才有能力保卫推土机下的北京！一位旅法女作家说的：“我希望100年后每一个炎黄子孙都可以对别人说：我们是一个有文化的民族。”——但她没有意识到，100年后的炎黄子孙们敢不敢这么说，不取决于我们如何“希望”，而取决于现在北京的各级政府怎样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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