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指出，二○○一年七月一日，江泽民藉中共建党八十周年纪念会上演讲的机会，给马克思头上插上几朵中国玫瑰花，替马克思主义来个“创造性的发展”。在讲话中宣布了新发明，声称新的共产党具有“三个代表性”∶第一是代表“中国社会先进生产力的新发展”，第二是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新方向”，第三是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是，中国大陆先进生产力的新发展已发展到什么新高度？中国大陆先进文化的新方向是什么方向？中国大陆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哪里？中共又是怎么代表的？江泽民并未作任何实际说明。他所谓“中国共产党的三个代表论”，不过是三句空话，归根究底，什么都没有代表。但是，三个代表论的空泛性，可能却是江泽民刻意保持的。

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广大的中国人民”，理应包括众多的劳工阶级，但事实上中国大陆放弃劳工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每个月有多少工人丢掉饭碗？有多少人被迫提早退休？矿场爆炸时间发生频率有多高？有多少工人表示抗议？又有多少意见领袖被关进监狱？江泽民口口声声说中共代表中国大陆人民，但却拒绝承认中国大陆劳工在抗议罢工时被视为叛乱份子，而报导评论这类新闻的人被等同于反革命份子的情形。

在没有民主的中国大陆，学生的思想动向成为政治气候的关键风向仪。学生与工农阶级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来自各种不同领域，因此可以代表社会所有阶层。因此，动员他们发起运动的力量，也就代表那个时候社会的整体意向。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到六月四日之间，学生及支持民众在天安门发出结束极权专制，扫除贪污腐败，建立民主制度的声音，反映的就是中国大陆人民的集体心愿。

当时决定对这群学生进行血腥镇压的政权，没有任何权利自称“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利益”。而所谓“永远代表先进发展与先进文化”的说词，也同样充满空洞。中华文化的历史超过三千年，未来可能还将延续数千年，岂是区区一个政党可以“永远代表”的？一个文化自然知道该往什么方向寻求发展之道，不需要任何所谓“代表”。

三个代表性中意义比较明显的，是“永远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要求”。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想要代表最近出现的新富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的勃发，主要也是因为与政府走得近。这个代表性，除了拉拢这批人之外，并没有其他的深层意义。

在目前的中国大陆，金钱与权势的结合，造成官僚体系的日益膨胀。在大跃进以前，中国大陆地方政府财源欠缺，只能勉强拥有几个全职干部支撑。现在，每个县都拥有数以百计的干部。他们的基本薪水由中央政府支应，但他们的红利回扣等额外收入，则全靠所谓“先进的生产力量”提供。这就是所谓“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真相。

一九四八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时，代表的是社会主义、马克思思想，以及工农阶级的历史任务。在五十多年之后的今天，社会主义的优势、马克思思想的实际性、共产党的工农性质，无疑都受到严酷的挑战。因此江泽民提出所谓“三个代表性”，不过是企图挽救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以使一党专政的局面可以持续下去。也就是说，可以怀疑社会主义，但“先进的生产力”不容怀疑；可以不再相信马克思思想，但“先进文化”却必须信赖；党不再代表工农阶级，但却可以代表包括“红色资本家”的“广大群众”。

鲍彤在结论中指出，事实上，在革命意义上已经变得痴肥无力的中国共产党员之所以能继续高举红色旗帜，完全是因为他们接受一党专制的游戏规则。“红色资本家”越来越多，并不代表社会的民主化。共产党员只是要设法巩固多元主义与法制规则为他们创造的利益。维持极权专制、进行非政治性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生存的手段。这才是“三个代表性”理论的真正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