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忘不了那一个凌晨，我被电话铃声惊醒，朋友在电话的那端声撕力竭地吼着：“打开电视，开枪了！这个政府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市民开枪了！”硝烟弥漫着整个的电视画面，枪声、呼喊声、哭泣声……，我的泪从凌晨流到天明，又从天明流到黄昏。那以后的几个星期里，我无法做任何事。在我的眼中，书本里的字里行间流淌的都是鲜血，心沉重得几乎制住了呼吸。十三年了，那几乎制住呼吸的心的沉重没有一丁点的松缓。我，忘不了六四。

　　我是一个为了换个活法跑到海外的普通又普通的人。对政治不懂、也没有兴趣。但是我自认是一个有感情、爱生命的人，我不能不爱那些不该死去却死去了的无辜的生命。

　　大约是十年前，我从齐墨先生的一篇文章中知道了丁子霖这个名字。我知道了她在五十六岁的时候失去了她的十七岁的儿子。那时，我的儿子才刚出生不久，我以一颗母亲的心去体会那一位母亲的心。我的心痛得紧紧地揪到了一起，忍不住哭出声来。我抱着我那还在襁褓中的儿子哭了一整夜，为丁子霖、为苏冰娴、为张先玲、为徐珏……为所有的在那个日子失去了孩子的母亲！第二天深夜，我仍然无法入睡，我照着齐墨先生文中提供的与丁子霖老师的通讯方法给她打了一个电话。我相信那是千千万万的海外中国人打给她的电话中的一个。我的电话打了两次，第一次总机一听到我要这个分机，马上就挂断了电话。第二次我一打通了总机就说我是在日本打这个长途，请接线生把电话转过去。在电话中，我告诉丁子霖老师，我的儿子将来要喊她“奶奶”，请她千万保重，因为我相信她有千千万万爱她的孩子在中国、在海外。

　　尽管我知道所有这一切都只不过是出于一个普通人的情感，但是在中国，和那些名字联在了一起，却成了政治。在知道苏冰娴老师去世的那天，我哭得很伤心。我不认识她，但我知道她是一位深爱着她的儿子的母亲，我为再也不可能见到这位伟大的母亲而难过。

　　在我的心中有着一个梦想：我梦想着有一天我能带着我的儿子回中国去看望丁子霖老师，让我的儿子去喊她一声“奶奶”，去向所有的能够知道的在那个日子失去孩子的母亲们喊一声“奶奶”，而我在国内的亲人不会受到无稽之灾，我的孩子不会受到恐吓。我时时刻刻在准备着这一天的到来，因而我放不下这一颗沉重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