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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讯】夏苏爱俄国文学开山祖是普希金（或译作普式庚），名作是叙事长诗“叶甫格尼，欧根，奥涅金”及历史小说《大尉的女儿》（甲必丹之女）。他师从法国诗歌文学而更上一层楼，培育了果戈里、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绥斯托叶夫斯基、契珂夫、普宁以及高尔基等一大批文学巨匠，而最直接又别具一格开拓新域的学生，便是讽刺大师果戈里，他的喜剧《钦差大臣》，拍成电影，影响到世界。 其实他最精到的作品当属《死魂灵》－－写一个嗅到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银行抵押货款有机可乘的投机家齐齐可夫，忽发奇想，以廉价收购已死亡的农奴户藉，当作活人，去银行抵押巨款，颇似今日大陆流行的高官与银行勾结，以给巨额回扣为诱饵骗走巨款，还速转移国外，买美国国营债券，实乃“心有灵犀一点通”。齐齐可夫怀不可告人之秘密，拜访了七个农奴领主，以种种遁词为借口，大量收购农奴“死魂灵”户藉。 一、第一个碰到的是一位寡妇，独处乡里，不谙社情，无知而谨慎，无论齐齐可夫怎样解释，她对出售死农奴户藉也不放心，心怀莫明恐惧，倒是热情地把所有农庄佳肴摆满了一桌（使鲁迅费了很大牛劲，翻译一大篇十九世纪农庄佳肴菜谱）。 二、第二个碰到的是甜腻的坐享温柔乡玛尼洛夫伉俪，夫妻恩爱得肉麻，整天除了甜腻腻，还是甜腻腻，男士附庸风雅，女士紧追文明，礼貌周到得使齐齐可夫受宠若惊，天真无邪，有求必应，已死农奴户藉全部奉送！ 三、另一个农奴主几乎被齐齐可夫当成乞丐！一身破烂，鹑衣百结，仓库里满是偷来的破烂：发锈的铁钉、近邻的尿布和乡亲们放在井栏边被“顺手牵羊”偷来的水桶。只盼匆匆把齐齐可夫打发走，以免一顿晚餐的破费。实在不得已，不情愿地打开已拉不开门的朽破的柜橱，拿出半块发霉长着绿毛的“古典”蛋糕，放在三条腿的餐桌上（另一条腿，垫着一叠砖头），三条腿的椅子齐齐可夫不敢坐，反倒摔了吝啬的主人一大跤，犹豫再三，下了决心，拿出破瓶没盖的半瓶脏兮兮的葡萄酒，倒出一支死苍蝇。家财万贯，不花分文，过着比乞丐还节省的日子。虽稍夸张，比巴尔札克笔下的守财奴老葛朗台都生动许多，更加典型和有趣。 四、最后一个是流氓型地主。声色犬马无一不好，尤精赌博。遇客见面熟，从市场拉到家中，买死人可以，买什么都可以，条件必须是陪他赌上几盘！狡猾的齐齐可夫明知陷井，岂肯就范，死不肯赌，就打人，齐齐可夫终于脊背上挨了几杖，狠狈逃走。 五、最具俄国佬典型性格的是绥拉莫维奇，“像一头熊”，农庄的厚橡木大门，墩实的橡桌，结实的椅、凳、橱、床、碗柜，所有家俱好像个个都在说：“我是一头熊”。俄国熊的典型性格，使他亲自修建的农舍、客厅、家俱什物，桩桩件件都似主人：“我是一头熊”！这位北极熊虽然猜不透齐齐可夫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狡猾的他感觉到死农奴对齐齐可夫一定价值非凡，他见到有敲诈的机会决不放过(俄国熊、苏联虎能连续蚕食中国相当于一百多个台湾的东西领土，是这种性格的延伸和扩大)，他还找出许多理由，不断抬高死人价码，漫天要价：“他还是手工艺人哪，会制作马鞍，笼头、还会…”“可是他已经死了呀！手艺对我来说毫无价值。”“那和一般干粗活的还是不一样，我花了几千卢布买来的，怎么才值几戈比？”总之人物刻划高度典型化，七位领主各具典型，尤其刻划俄国熊的贪婪、狡诈，入木三分。 俄国人都说高尔基笔下《在人间》中他的外祖父形像，尤其是耍赖的样子很像赫鲁晓夫，但那是自然临摹，艺术巨匠的典型雕塑更需功力。 鲁迅筛选此书，吃力翻译，一心把此书介绍到中国文坛，颇具苦心。他深深体会果戈里以“含泪的笑”讽刺俄国用心之良苦，是含泪的笑，与他自己写《阿Q正传》，明志之诗《我以我血荐轩辕》爱国襟怀略同。讽刺之辣出自爱国之深心。鲁迅痛心地说，“多有不知反省的民族，祸哉，祸哉！”真是满纸讥讽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辣！谁解其中味。 在技术上果戈里也是鲁迅的老师。如《阿Q正传》中描绘阿Q在戏台下赌钱，身心专注时的听觉效应，震耳欲聋的台上锣鼓，仿佛在遥远的山后一般。在《死灵魂》中写齐齐可夫呆望逝去的马车上的少女失魂落魄的神态中有几乎同样的比喻。当然作为思想家鲁迅对一个民族魂的刻划更集中、更概括、更具普遍性。连中国共产党也不例外，日本前外相池田勇人著书说：“中国人总是自以为是，错过了历史赐予的许多机会。”远的不说，如慈禧容不得改变，却因此危及中华民族的命运。近的如：五十年代北京大学校长，学界名宿马寅初建议节制人口，否则后果堪忧。正好与马克思主义批判过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相似，于是从座上客拉到阶下，压在阴山背后，至死不准再说话。那怕似皇帝刘邦从善如流，肯听马老逆耳一句忠告，当时五亿人口至今多不过六、七亿，岂是今日十三亿。 六十年代文革开始，大学停办，当年一九六六年时美国驻日本大使赖肖尔预见到，“中国科技将停滞二十年”，毛泽东当耳边风，以为是帝国主义在诬蔑…一九八九年，六四学生运动，实质是要求政治改革，迎头铲除腐败、官倒。当时若听从中共总书记赵紫阳建议，我献出赵大军，赵小军，你献出邓朴方，邓质方。人民是讲仁义的，绝不会为难。当时的官倒不过倒彩电，垄断对虾，而今倒军火，大量坏账，掠夺国库，海军撞沉缉私艇等等…弄得无法收拾！ 自文革后期，七十年代末，大陆各种健身气功，流行二十多年对老干部，患病及退休职工医疗保健起了极大作用，减轻了城乡医院过重的负担。九十年代初，国家副主席王震，经过对比，筛选出法轮功在全国推广，认为不仅为贫乏国库节省大量医药报销，而且“功治人心”，是社会道德回升，坏人改恶从善，吏治廉洁自新，从根本上解决腐败，治安恶化，防止和平演变的强大辅助手段，因此将支持法轮功建议订为国策。王震死后，罗干竟怀杞人之忧百般破坏。一九九八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全国人大一些退休高级干部，接到大量群众来信上诉全国公安破坏干涉法轮功练习（包括东北数省对练功人抄家、拘留、罚款），对法轮功进行了长期详细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 一九九八年底前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乔石等二百余名老干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正式报告。竟被江泽民否定。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五日，当中央及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向江泽民汇报法轮功上访经过时，江泽民迫不及待地打断，挥舞双手，大叫“灭掉，灭掉，坚决灭掉！”在讨论“中南海事件”，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党委会议上，总理朱镕基方说一句“让他们练吧”。江泽民狠地指着他叫道…“糊涂！糊涂！亡党亡国呀！”曾被划为右派的朱镕基从此对法轮功不发一言，散会时与在场的工作人员一一握手道别。 鲁迅含泪在笑。“多有不知反省的民族，祸哉！祸哉！”
转自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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