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佞人”也好，“政治娼妓”也罢，都是讥讽他们灵魂卑鄙和行为委琐，原因是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放弃原则，曲意奉承，溜须拍马，吹捧巴结。这些人所信奉的是：卖身才能投靠；献媚才能邀宠，“有奶便是娘”的市侩哲学，所擅长的是：“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领导；吹捧与自我吹捧”的庸俗作风。如果说社会生活中，那些不知羞耻的“三陪女”和婊子，是以卖笑和出卖自身肉体而赚钱获利的话，那么，在政治生活中这些毫无政治气节的“佞人”、政治娼妓，则是靠出卖党性原则和自身人格而钻营投机，捞取一官半职的。这些年，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腐败猖獗、吏治不清、司法不公、官场昏暗与这帮政治娼妓推波助澜有着很大的关系。

　　记得去年曾有一则轰动全国的反腐报道———山西省绛县“三盲院长”（文盲、法盲、流氓）姚晓红案件。虽说姚本人早已锒铛入狱，但是围绕姚晓红所发生的怪事，至今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报道说，姚晓红当政上班时，“全院的法警列队欢迎”，而且是天天如此。一个县级法院副院长的日常办公，其接待规模竟然不亚于外宾参观领导视察。这还不算，姚晓红到达后，还要受到全方位成系列地礼遇接待。车未停稳，便“有人走过来打开车门”，紧接着便有人将这位40岁的副院长大人“搀扶下车”。到了办公室落座后，“马上有人端茶倒水”，还有人伺候着领导宽衣解带，舒舒服服地躺下，并“ 端来洗脚水给他洗脚”，旁边还有人为院长大人“捶背”舒筋。（《三秦都市报》1999年10月3日）看过报道，笔者不禁糊涂起来，这哪里还像号称是“人民公仆”的共产党干部上班办公，简直就像黑社会老大回到自己的地盘码头，暴戾恣睢，为所欲为。

　　姚晓红这样做可以讲是其流氓本性使然，可那些围在姚身边，惟其马首是瞻的人都在干些什么呢？姚晓红要喝人奶补养身体，马上有人狠心断了自己亲生孩子的母乳，把妻子的奶水“孝敬”给自己这位上司；姚晓红称自己患糖尿病，需要吃蝈蝈治疗，便有30多名志愿者为其效力，脱鞋去袜跳“到农田里抓蝈蝈”；姚晓红不满绛县百姓到法院上访，于是便冲出“一群法警”对无辜百姓棍棒相加滥施酷刑；姚晓红嫌恶上级法院的法官“挡了他的路”，于是便有人对这名法官大打出手，使其耳膜洞穿。更有甚者，当运城地区检察院因此对姚晓红实施逮捕时，有人竟将“消息当天就走漏了”，使姚晓红连夜携带巨款潜逃；更为可笑可鄙的是，就在此时仍有人在山西省报上杜撰文章，大肆吹捧姚晓红，将这个贪污公款、残害百姓、私养情妇、十恶不赦的流氓说成是“14年如一日，以院为家”，“见义勇为，扶危济困”， “为企业和个人挽回经济损失800余万元的模范”。令人震惊的是，就连中央工作组抵达当地，决定对姚晓红采取强制措施时，还有人“ 通风报信非常及时”，使姚“奇迹般地又一次潜逃了”。（《哈尔滨日报》1999年7月10日）由此可见，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已经没有一点够得上是正派人所为，更不用说共产党员，国家公务员的形象。

　　说到底，人心目中已经把共产党的组织看成江湖上的帮会，把依靠党组织的原则，改变为依附个人的黑社会帮规。事实说明，一旦沦为政治娼妓，什么党性原则，组织纪律，国家法律，在这些人眼中统统就像“三陪女”卖淫的脸皮一样，早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剩下的仅仅是无耻地利益交换和个人私欲的追求。

　　反腐败的经验告诉我们，凡是佞人猖獗，小人得志，政治娼妓泛滥的地区、单位和部门必定是无信仰可言及；无原则可操守；无是非可分辩；无功过可赏罚。贪污腐败分子如鱼得水，歪风邪气恣意泛滥盛行。

　　腐败分子胡长清被捕后曾感慨到：“除了自己意志薄弱，设防不严外，当初那腐败的条件优越也是自己腐败的主要原因。”胡长清的这番表白不无道理。倘若没有一些甘愿献身取媚，卖身邀宠的政治娼妓，恐怕不大可能让这些腐败分子这么容易得逞。试想，如果没有那些丧失党性，丧失气节，丧失原则的政治娼妓，贪官成克杰何以能在土地批件、工程立项、银行贷款以及紧俏物资指标方面一路绿灯？如果没有那些曲意逢迎，趋炎附势，为虎作伥的政治娼妓，湛江、厦门市政府的一些高官何以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视海关、公安、边防、工商、税务等执法部门如无物，走私贩私畅通无阻？

　　在反腐败过程中，人们往往注意的是腐败分子，而对其周围的政治娼妓缺乏警惕。要使反腐败真正收到实效，铲除腐败分子的“优越的腐败条件”，确有必要扫荡一下助纣为虐的政治娼妓，以保证政治生活中有一个干净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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