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是从林彪的身体状况说起的。
连年苦战，累垮了林彪
从投身黄埔，到北伐，到井冈山，再到长征，直至抗战和解放，林彪连年征战，功名天下，也把自己的身体累垮了。
了解林彪的人都知道，他有失眠的毛病，其实，这病早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自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凌晨，奉命率１１５师师直属队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枪，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伤了神经，落下了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１９４５年９月，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领十万人马抢占东北。这招棋走得英明，但也险呀！
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危机之一是没有根据地，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没有根据地，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就像闯进沙漠里的兔子，早晚都得渴死饿死。开始打起仗来连抬担架的人都没有。听说，那时候，黄克诚给中央打电报，说东北我军有遭西路军之危险，好在后来经过艰苦努力，才扭转了败局。
苦熬了３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百分之九十七，部队发展到近百万。连国民党的人都佩服我们，蒋介石的爱将杜聿明说，林彪的部队从兵力到战略战术、武器装备及战斗力都居全军之冠。
我们开起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为了睡个好觉，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不行。听人家说，可能与以前受伤有关系。还听人家说，在东北，有一次他吃了自己配的药，半夜里发癔症，只穿着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拖不祝辽沈、平津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呀！那时候，我们善打野战，但大兵团正规化的攻坚战没打过，还不占海空优势，敌人又可以随时调华北、华东的部队参战；另外，驻守东北的国民党军也不是吃素的，蒋介石的五大主力有两个在东北，统帅也都是抗战名将。那是生死关头，搞不好林彪的苦心经营就泡汤了！
从１９４８年９月到１９４９年１月，在短短的４个半月的时间里，林彪指挥打了两个大仗――――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近百万。党中央和毛主席很高兴。１９４９年３月３１日，毛主席在北平亲自接见了四野师以上干部。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首长都参加了接见，听说还会了餐。
不久，林彪又率领四野大军南下。开始仗打得比较顺利，三下五除二就到武汉。但要消灭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可不容易。白崇禧非常狡猾，林彪三次想抓住他，打个大仗，歼灭他，都让他跑掉了。白崇禧的兵也善于跑，他们穿着轻便，装备轻便，善于走田埂儿小路、水网洼地。有时候你刚发现他们，一眨眼的工夫，就像兔子似的，三蹦两蹿跑没影儿了。追不上，抓不着，林彪干着急，更睡不好觉了。一直到衡宝战役，他才松了一口气。
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先是长期失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在头上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候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毛巾揉着头。我有时对他说，我给你揉一揉吧。他也不让。后来，又不知怎么搞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吃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讳了。
１９５０年初，林彪住在汉口，为了恢复健康，他抓紧了锻炼。开始在住地院子里骑自行车。警卫员要扶着，他不让；警卫员跟着跑，他骑得很快，把警卫员给撂下了（说到这里，楚成瑞哈哈笑了起来，可能又想起了警卫员憨厚又无奈的窘态吧）。后来，警卫员们想了一招，在林彪骑车的地点四角各站一个人，他骑到哪边，都有人护着，一见他的车要歪，就上去扶一把。但是，这么锻炼，效果仍然不明显，也就算了。为了放松心情，我们还劝他去打过野鸭子，地点是武昌的东湖，我给他开车，给他提枪，给他装子弹。打了野鸭子，他也不能吃，都给了大伙房了。打了没几次，身体也没好多少，也就不打了。
后来林彪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北京治疗。我们离开汉口的日子是１９５０年３月１３日，是乘的公务车，四个车厢，车厢里没有座，都空着，有的车厢是睡觉的，有床，林彪那节车厢里有办公桌和椅子。
回到北京先住在南操场，我还是给林彪开车。因为林彪身体越来越不好，基本上不外出，我的工作也不忙了。有时出去，就是去毛主席那里，中南海的丰泽园，还是我给他开车。我感觉毛主席对他不错，每次谈完话，都是毛主席把他一直送到门外。那时，他的毛病主要是怕冷和消化不好，后来走路也感到困难了。当时的北京，春天还挺冷，林彪的车也没有暖气，但是车上有一支温度计，林彪那时就很注意温度了。为了提高车里的温度我也想了一些点子，比如，林彪要出车了，我就找四五个警卫员，先到车里挤一会儿，我先开着车上街转几圈。警卫员们都是从基层来的小伙子，挤进首长的车里感到怪新鲜，都很高兴，人一多，车里的温度也提高了。第一次这样做后，林彪一上车就问，今天车里暖和了，怎么回事？我就如实招来。他听后说，是啊，人也是锅炉埃因为身体太弱，一时暖和还是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比如，有一次他到毛主席那里去，回来从车里下来，只走了十几米远，他就没劲了，就走不进堂屋里去。有个叫薛会生的警卫员只好把他背到屋里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整个形势有点紧张，大概在九、十月份吧，我们这些工作人员接到通知，准备到朝鲜去。当时，我们都换了新军装，但没有什么标志。毛巾上、水壶上都没有字。林彪家里也在准备，换了住处，还换了一些不宜出国的内勤。
林彪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前半年，即１９５０年３月经毛主席批准回北京治疗的。战争爆发时，他不在国内。
林彪病重我改行
１９５０年９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１９５１年１０月回国。
１９５３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６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进了翠云轩。
这一年是林彪１９３８年３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２０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都给累垮了。他烦燥，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找到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都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有让你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
我那时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小时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连说话的劲也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特想动一动，可是又不能坐又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舒服些。
林彪平时就很少说话，现在病了，说话就更少了，有时一天也不说一句话。不睡的时候，就怔怔地睁着眼睛，像是在想事，心情好时，也与我说几句话，比如，问问我家里人的情况等等，因为熟悉了，我有时也问他一些事。比如，有一次我问他，你打仗时几天几夜不睡，累不累？他说，不累。
他住的房间是一间老房子，里面有不少用木料打的隔墙，上面还有雕画和漆画。可是，那种木料好像是樟木，有异香味，林彪受不了，只好请人把这些木隔墙拆掉了。房子大了就显得冷，又不能烧火炉。我只好加了一个电热棍，就是在一根瓷棍上缠了根电热丝，通电就红，散点热。
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去，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我还要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睡的被褥换得又不勤，床铺就潮。我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说，小胖，还是你好，怎么把被子弄干了？
最苦的就算是我了
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责打针。
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尿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后来，我又忘了这茬，他又说，你又走得这么急！再后我就很注意了。
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林彪无论在什么地方，夏天是不挂蚊帐的，他说是嫌憋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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