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長期以來，中共利用其控制的輿論宣傳工具持續不斷的向中國民眾強力進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騙、洗腦宣傳，太多的中國人對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對發生在中華大地上的諸多歷史及現實事件，認識糊塗，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認識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中共刻意營造的錯誤泥沼中不能自拔，嚴重的影響了對事物的客觀判斷而不自知。本文擬就當今及歷史上被中共或是扭曲或是掩蓋的諸多歷史事件中的部份大事的如實解讀，幫助你廓清迷霧，恢復良知。中共是世界上最大的賣國賊
古往今來，出賣國家利益向來被視為最不可饒恕的罪行，而其中尤以出賣領土和主權為甚。中共為了在被矇騙的國人面前宣示其執政合法性，長期以來一直抓著滿清政府的腐朽賣國不放，大做文章。給人感覺它有多麼愛國，有多麼維護國家和民眾利益。而其實，這一切完全是為了掩蓋中共自己的腐朽賣國。中國共產黨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最無恥的賣國賊，遠遠超過滿清政府。中共賣國求榮的對象主要是對中華民族為害最為深重的蘇俄和日本兩國。
一、對蘇俄的賣國行徑
非法成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共這個西來幽靈自成立始，就是共產國際的一個遠東地區支部，完全聽命於蘇俄共產黨的指令。甚至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國難當頭，它不是與全國民眾一道同仇敵愾，共禦外侮，而是接受斯大林的命令，於9月20日晚，對全黨發出命令，“必須繼續武裝起來保衛蘇聯，因為日本侵略了中國的東三省，實際上是拉開了侵略蘇聯的導火線，我們必須保衛蘇聯；當前中國政治中心的中心，是革命與反革命的殊死決戰，我們必須和南京國民政府這個日本帝國的走狗鬥爭到底，我們必須在中國的中心城市，大中小城市，發動工人罷工、學生遊行、武裝暴動”。更於“九•一八”事變後不到兩月的1931年11月7日，前蘇聯國慶日，公然分裂國家，仿照蘇聯趁亂在江西瑞金創建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且制訂了憲法，其中第十四條：“中國境內的所有少數民族和各地區的人民們都有獨立建國的自由，都能夠脫離中國”。有意製造一盤散沙的局面，加劇了國內的混亂局勢，對全國的一致抗日大局完全起了攪局和分裂的作用。
之後，在抗戰勝利之際，中共又配合蘇聯紅軍侵佔東三省，搶奪東三省的資源。建政後，受蘇聯支持的朝鮮金家王朝狂妄進攻南朝鮮受挫，又聽命於莫斯科主子的命令，派出百萬大軍支援朝鮮，讓全國民眾勒緊腰帶過苦日子，為罪惡的侵略戰爭買單。
簽訂中蘇密約，大肆出賣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自1950年1月22日至2月14日，中共黨魁毛澤東、總理周恩來與蘇共首腦斯大林在莫斯科簽訂了66項出賣中國領土和主權的條約、協定、議定書和補充協定，全面接受了蘇聯的侵華要求。這種賣國的質量和數量，遠非人們指責的“賣國賊”李鴻章所能比擬。目錄如下：
《中蘇聯合公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及《補充協定》”；“關於重申和保證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地位的換文”；“中蘇關於中國長春鐵路、旅順口及大連的協定及《議定書》”；“關於蘇聯貸款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協定及《議定書》”；“關於 1945 年 8 月 14 日中蘇簽定的（與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簽定的）相應條約和協定失效的換文”；“關於蘇聯把它在東北接收的日偽工商業及財產、原俄國在北京的兵營移交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的換文”；“中蘇建立電報電話聯絡協定”；“中蘇互相交換郵件和包裹的協定”；“中蘇創辦四項合營公司的協定”；50 份“經濟合作項目”。以上合計共 66 項。
其中尤以2月12日簽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友好同盟特別協定》為甚。為掩人耳目，兩天後又簽訂了《中蘇友好互助條約》。《特別協定》嚴格保密，《中蘇友好互助條約》則對外公開。這是一份空前可恥和罪大惡極的協定，完全置中國人於奴隸不如的境地。中共對中國人民、對全世界保密了60年。甚至在中共與蘇聯交惡時亦不敢透露協定一個字。1950年7月16日美國對外政策協會公佈了這個協定。在全世界都知道的時候，只有中國百姓被蒙在鼓裡。該協定共二十條，限於篇幅，摘錄其中幾條：第三條：締約國雙方同意，將中國人民解放軍改編為國際紅軍，由紅軍最高統帥直接指揮。第五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應將華北各口岸開放予蘇聯永久駐兵，並自由出入，包括秦皇島、海州、煙台、威海衛、青島、大連。第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口，因目前資源缺乏，非減少一億，決不能支持，其詳細辦法，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自行定之。第八條：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機關，公營事業，應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專門人員為顧問。第十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沿海商埠，內陸市場，開放予蘇聯自由通商，並以百分之一的優惠條件為稅率。第十二條：蘇維埃聯盟政府，有支配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之礦鐵原料等特權。其中以錫礦，全年產量除留百分之二十自用外，余需供應蘇維埃聯盟，發展重工業，協助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工業化。第十七條：締約國雙方同意，內蒙、新疆、西藏，建立各民族的人民共和國，由雙方共同負責扶助其獨立。第十九條：協定系機密性質，締約國雙方均有義務保守秘密，不得公佈。
開放通商口岸、永久駐兵、派出顧問、自由出入、滅減我一億人口、控制我礦產資源、分裂內蒙、新疆、西藏獨立建國，等等，每一樣都是罪大惡極，中華民族就這麼讓中共悄悄賣了。中共的教科書一再宣稱清政府腐敗無能，簽署了多少賣國條約，而中共的這一驚天巨罪，不知要超過清政府多少倍！！所幸的是，負有二十世紀“三大殺人魔王”惡名的斯大林1953年病亡，才使得諸多賣國條款未及實施。但是，他們簽訂的所謂“重申和保證蒙古人民共和國獨立地位的換文”， 出賣了中國神聖領土外蒙古。他們還偷偷出賣了唐努烏梁海。唐努烏梁海在外蒙古的北邊，土地面積相當於台灣的4.7倍。他們還出賣了新疆和中國的東北，其“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附件《補充協定》，就是出賣新疆和中國東北給蘇俄的鐵證，把新疆和東北劃為蘇俄的勢力範圍和殖民地。以上出賣的中國領土計：外蒙古154萬平方公里；唐努烏梁海17萬平方公里；新疆160 萬平方公里；中國東北100 萬平方公里。合計共431萬平方公里。這431萬平方公里，相當於近半個中國的領土，也相當於120 個台灣的面積。為討好蘇聯，他們與蘇聯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協議》：無條件承認外蒙古獨立；承認海參威(包括海參威所轄之郊區)是蘇聯固有領土；承認江東64屯為蘇聯領土；承認圖門江出海口是蘇聯主權；“新疆北郊”是蘇聯領土；承認清朝政府1850年以來所有領土條約；烏蘇里江江域靠蘇方2/3屬於蘇聯主權。
江澤民出賣大片國土。1999年12月9日、10日，在原蘇聯作為一個超級大國已經解體多年，總的形勢對中方有利的情況下，江澤民同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俄羅斯聯邦政府關於中俄國界線東西兩段的敘述議定書》。該《議定書》徹底否定了清朝康熙年間中國官兵浴血奮戰、以血肉之軀換來的中俄邊界平等條約——《尼布楚條約》，出賣了甚至連毛澤東、周恩來都不敢不堅持的中俄領土談判原則，承認了從中華民國到歷屆中共政權甚至連列寧都拒絕承認的清政府與俄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包括《璦琿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僅如此，《議定書》還將大片未經簽約而被沙俄強佔的領土永久性地劃歸俄國，這其中包括1953年聯合國大會表決裁定為中國領土的唐努烏梁海地區（約17萬平方公里，相當於貴州省面積），還包括連不平等條約《璦琿條約》都承認是中國領土的江東六十四屯（3,600平方公里，相當於香港面積的3倍多），以及自金代開始即歸中國管轄、在《中俄尼布楚條約》中明確劃歸中國的庫頁島（7.64萬平方公里，相當於兩個台灣面積）。江澤民總共出賣了東北地區344萬平方公里在歷史上有爭議的疆土給俄國，相當於110個台灣的面積。江澤民還將本屬吉林省的圖們江出海口劃給俄國，封死了中國東北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江澤民還命令已經從中俄國境線後撤的中國邊防軍再後撤100公里，一百公里內不設防，給貪婪成性的俄國人大開方便之門。為了掩人耳目和對付邊防軍人的不滿，江澤民把北方的邊防軍全部調往福建，還讓手下在黑龍江的一家日報造謠，說俄國人對這次劃界“很不滿”。
2002年5月17日，江澤民與來訪的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莫諾夫會談，雙方簽署了《中塔國界補充協定》，江澤民又拱手割讓了存在爭議的27,000平方公里領土。所有這些，都沒有通過全國人大表決，而是江澤民獨自黑箱操作，一手包攬。談判中，江澤民把國務院總理、國防部長、外交部長三位有關的負責人排斥在外，由不相干的中共書記處書記曾慶紅、國務委員錢其琛等不在其位，不具有合法外交談判資格的人參與談判。而且談判內容不經過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討論通過，不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討論，至今不敢把中俄邊界協定的內容公佈，對全民、全黨保密，並阻止把邊界新約到聯合國備案。
由於中共的封鎖，國內絕大部份百姓不知內情。2002年江澤民訪美期間，一輛醒目地寫著“賣國密約344萬平方公里正式劃入俄國版圖”、“江澤民還我河山！”、“民族敗類千古罪人”字樣的巨型貨車，從芝加哥一直開到休斯頓，一直跟著江澤民。
二、中共出賣和丟失的國土還有：
當年的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塔吉克斯坦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等蘇聯加盟共和國，通過俄國的多份不平等條約強行瓜分了中國諸多領土。蘇聯解體後，以上四國均有獲得以前瓜分的中國領地。另在蒙古以東的中國北方領土還有三大塊，即外興安嶺以南、黑龍江以北60多萬平方公里的“外興地區”，烏蘇里江以東40萬平方公里的“烏東地區”，還有一塊就是庫頁島。這些領土雖被俄國侵佔，但歷屆中國政府並沒有放棄索回權利。然而1991年5月16日，江澤民卻簽訂了主動棄權的《5.16協定》即《中蘇國界東段協定》。1999年，更是與俄羅斯簽訂了《中俄全面勘分邊界條約》，承認了清政府與俄國簽訂的所有不平等條約，承認了歷屆大陸政府都拒絕承認的中俄九項不平等條約。
其它還有：
1、緬甸：出賣了邊界3千平方公里土地，劃走18萬平方公里的江心坡、南坎，相當於安徽省的面積，占緬甸現有國土面積的四分之一，做到了當年英國沒能做到的事情。
2、越南：部份西沙群島，28個島礁，老山。1965年，為了支援越南的抗美戰爭，周恩來和越南總理範文同簽署協議，將北部灣裡的白龍尾島出借給越南政府，至今越南沒有歸還。中國大陸的北部灣劃界，白龍尾島已經劃到了越南海域內。而1999年12月30日的《中國和越南陸地邊界條約》，把1979年中越戰爭中灑滿中國士兵鮮血的雲南老山和廣西法卡山劃歸越南。
3、蒙古及周圍：1945年6月，抗戰勝利在即，以宋子文為團長的國民政府代表團，就外蒙古問題赴莫斯科與斯大林面談，前後六次。斯大林仗勢欺人，根本無商談餘地。宋子文被迫辭去外交部長。繼任王世傑與莫洛托夫在莫斯科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聲明在日本戰敗後，如外蒙古公投證實蒙古人民獨立之願望，中國政府承認外蒙獨立。1945年10月，外蒙古在蘇聯的操縱下舉行公投；國民黨政府因蘇聯違約終止《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堅持“外蒙古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1949年10月，中共建政後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其“中蒙友好協議”承認蒙古獨立，部份周邊土地被蘇俄吞併。
4、朝鮮：1962年，朝鮮獨裁者金日成以長白山是自己在日本殖民朝鮮時打游擊的地方，要求將長白山劃給朝鮮，毛澤東同意把長白山的的53%和8個山峰中的3個劃給了朝鮮。
5、尼泊爾：1961年10月，尼泊爾國王馬亨德拉與劉少奇簽署了中尼邊界條約；把邊界線劃過珠穆朗瑪峰頂，送上部份喜馬拉雅山。《當代中國外交》透露此為毛澤東親自決斷。比較清代，中國方面讓出的200平方公里以上的地段有7塊之多，最大的超過2千平方公里。
6、印度：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中方在完勝的情況下，出乎全世界的意料，單方面無條件停火、無條件交還繳獲物資和戰俘；不僅放棄所有已收復的9萬平方公里失地，還自麥克馬洪線後撤20公里。1987年，印度將中國大陸奪而復棄的藏南地區設為阿魯納恰爾邦，該地面積相當於一個江蘇省、一個浙江省、當於三個台灣，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上一國被另一國強行侵佔的最大一片土地；是中國版圖的百分之一。
7、巴基斯坦和克甚米爾：1955年，周恩來訪問克甚米爾，主動提出把新疆的坎巨提地區（2千平方公里）給巴基斯坦。後來，中國和巴基斯坦談判邊界問題時，巴基斯坦援引珠穆朗瑪峰先例，又把喀喇崑崙山的主峰喬戈裡峰（世界第二高峰）割走了一半。
8、圖瓦共和國：唐努烏梁海原來是外蒙古的一部份，於外蒙古獨立之時，被蘇聯侵吞。總面積約17萬平方公里。
此外，還有：被日本以“馬關條約”強行割讓的釣魚島；菲律賓佔據南沙群島9個島礁；印度尼西亞佔據2個島嶼；馬來西亞佔據9個島礁；文萊佔據1個島礁。……
三、對日本的賣國行徑
中共對日的賣國行徑主要表現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在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上，毛澤東公開講：“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游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游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拚命廝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佔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
“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誌，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也還可以藉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為了發展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在戰後奪取全國政權。我們黨必須嚴格遵循的方針是『一分抗日，二分應付，七分發展』。任何人，任何組織都不得違背這個總體方針。”
在抗日的問題上，中共一再說國民黨消極抗日，那中共呢？奉行的是毛澤東提出的“一分應付（抗日）、二分打頑（國民黨）、七分發展（自己）、十分宣傳”的韜光養晦策略，將軍死了一個左權，一個彭雪楓，還是死於病榻與轟炸，而非死於戰場。戰鬥不過就是游擊隊、武工隊、地道戰、地雷戰小股武裝，小打小鬧襲擾日軍而已，往大了說也就是一個八路軍（後稱第十八集團軍）、新四軍。八路軍、新四軍的兵力在國民政府的作戰部隊中僅佔2%。22次大型會戰，八路軍只參加了一個太原會戰，打的還是側翼，基本沒有損失。在華中，新四軍發動了車橋戰役，殲滅日軍400多名，是新四軍八年抗戰中對日作戰的最佳戰績。而且，中國大陸出版的《劉少奇年譜》顯示，作為中共在江南地區的最高領導人，劉的全部軍令、報告，竟無一涉及抗日，而全部集中於如何打擊或分化國軍。當國軍與日軍惡戰時，中共不是助國軍一臂之力，而是趁虛而入，搶佔地盤，大都不是打日軍，是從背後捅國軍的暗刀子。例如早在1932年1月28日，淞滬抗戰開打、全國人心振奮之際，中共非但沒有派一人一槍支援上海抗戰，卻大派它的地下黨員混入正在與日軍交戰的十九路軍中，號召下級官兵造反，奪取軍隊權力，成立革命軍人委員會，審判和處決正在與日寇浴血奮戰的“國民黨反革命軍官”！
共產國際派駐延安的代表弗拉基米洛夫，在派駐延安的幾年中寫過一本《延安日記》。他記述道：“據他看（指毛澤東）戰爭有利於奪取政權，因為戰爭能削弱和破壞重慶政府的力量……中共領導把國民黨看成是主要的敵人，不遺餘力地要奪取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地盤，用各種手段來達到目的。”對中共的流氓和野心，早在30年代初，國民黨西北軍政總指揮胡宗南在聽到陝甘各專區與中共的陝甘寧邊區不斷發生摩擦後，就對中共力量的增長流露出擔心。他說：“抗日戰爭即使失敗而亡於日本，還有復國的可能；若因抗戰而使中共的力量擴大到動搖國本，則將永無翻身之日。”不幸的是竟一語成讖。
不僅如此。《延安日記》還有這樣的記載：“1945年8月18日：我無意中看到了一份新四軍總部的來電。這份總部的報告，完全清楚地證實了，中共領導和日本派遣軍最高司令部之間，長期保持著聯繫。電報無疑還表明，與日軍司令部聯繫的有關報告，是定期送到延安來的。後來我證實，中共軍隊和日軍的參謀機構之間的聯繫，已保持很長時間了。聯繫的兩頭是延安和南京。”在另一天還記道，“我們越來越發現延安在和日本人做交易，他們不僅和日本人在進行貿易，而且他們和日軍的司令部直接聯繫，派了他們最有利的幹部潘漢年、楊帆這樣的人走入日軍司令部和日軍談判，要求和日軍一起來夾擊國民黨，它們等不及了，終於在日本人那裏討到了好處，日本人把蘇北的七個縣城給了他們，條件就是和它們一起消滅國民黨軍隊。”
與《延安日記》相印證的是1947年7月24日寧波最大的民營報紙《時事公報》第二版揭露：“毛澤東於抗戰期間通敵賣國罪證發現，與岡村寧次訂有密約併合攝一影……民國30年8月7日，毛澤東由保德……至山西神池，同時日本岡村寧次大將，亦由大同經su縣到達該地，雙方訂立如下密約：一、八路軍與日軍攜手共同打擊中央軍；二、日方贈共軍小兵工廠10座；三、共方將中央作戰計劃告訴日方。毛岡訂約定後，曾合攝一影，以志紀念。”
另有民間研究者披露：1941年4月正當中國抗日戰爭處於危急存亡之秋，蘇俄和日本簽訂中立協定，聲明：“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大日本國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之獨立和主權。”同時，斯大林命令毛共和日本駐華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汪精衛南京偽國民政府聯繫簽約，商談夾擊國民政府及其軍事力量的具體步驟和措施。當時，在延安的情報頭子、中共保衛部長李克農，派專人到蘇北新四軍駐地傳達中共中央指示，命令新四軍政委饒漱石、情報部長楊帆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兼長江局情報部長潘漢年具體執行。當時，還有中共中央電令直接到達。因事關重大，饒、楊、潘三人不敢貿然行事，決定由潘漢年親赴延安當面請示毛澤東，要求給予正式文件指示。90年代中期中共為潘漢年平反後所拍攝的電視劇《潘漢年》中，也記述1942年潘返回延安親見毛澤東之歷史事實。潘漢年於1943年攜帶中共中央正式文件返回新四軍，開始和岡村寧次談判締約。
潘漢年攜帶的是由中共中央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五人簽名給新四軍饒漱石、楊帆和潘漢年的手令，命令他們加速和日軍與汪偽締協談判。饒、楊、潘到南京後，當即遭到汪精衛的拒絕。汪精衛說：“在上海、廣東、武漢，我和共產黨頭目們打了好幾十年交道了，共產黨這個葫蘆裡所賣的藥是何其劇毒，我是很清楚的，無論如何共產黨這個賊船，我是不能再上了。何況我之所以脫離重慶走曲線救國的道路，就是為了消滅赤禍，共產黨無論走到哪裏，就把饑荒、內戰、燒殺、愚昧、落後帶到哪裏。我的左膀右臂陳公博和周佛海兩位先生不都是中共12人成立大會上的成員嗎！”
中共代表饒、楊、潘被汪精衛拒絕後，竟逕直接觸日軍駐華部隊總司令岡村寧次。經多次談判後，饒漱石和楊帆返回蘇北駐地；留下以潘漢年為首的工作組，繼續完成和日軍談判締約的工作。在電視系列片“潘漢年”中介紹，潘漢年未經中共中央批准，擅自和日偽勾結，以至犯下歷史誤會。共產黨就是以謊言欺騙和暴力恐怖來維持政權的。任何中共黨員乃至一般幹部都明白：在複雜條件下，寧可犯政治上錯誤，絕不可犯組織錯誤。潘漢年是早期中共黨員，經過長征，歷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南方局情報部長和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他就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也不敢擅自去南京和岡村寧次談判締約。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當即著手殺人滅口。首先把與高崗從無瓜葛的華東人民政府主席、上海市委書記、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饒漱石，打成高饒反黨聯盟，監禁起來，死於獄中；繼而從速把華東人民政府公安部長、上海市公安局長楊帆和上海市委書記副市長潘漢年打成反革命，內部傳達為“漢奸”，逮捕後長期監禁。
這就不難理解，為甚麼抗戰中中共常常按兵不動！這不就是答案嘛！你中共有甚麼資格罵汪偽政府，你不就是在幹著出賣國家利益的勾當嗎？！你不就是最大的漢奸嗎？！難怪共產國際的特派員氣憤地指責說：“毛澤東在侵略者面前向後退縮，卻乘中央政府和日軍衝突之際為自己漁利。在民族遭受災難、人民備嚐艱辛並作出了不可估價犧牲的時刻，在國家受制於法西斯分子的時刻，採取這種策略，豈止是背信棄義而已……甚麼國際主義政策，跟毛澤東哪能談得通，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千百萬人的流血和痛苦，災難和憂傷，對他來說，只是一種抽像的概念。”這就解釋了為甚麼遠在大西南的重慶和比延安更遠的西安、蘭州都遭到了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而延安卻平安無事，而且，延安作為共產黨的大本營、八路軍的總部，本應是理所當然的進攻目標，日軍也是特殊照顧，並不進攻，原來都是自己人！
14年抗日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物質損失和精神傷害，據國民黨行政院賠償委員會的估計，單是中國戰時的物質損失按當時價格計算，不下620億美元。歷史上，中日甲午戰爭結束後，日本以戰勝國身份通過《馬關條約》勒索清政府賠款2.3億兩白銀，靠這筆錢日本大力發展了重工業、軍火工業和教育事業，為日後的再次侵華奠定了雄厚基礎。八國聯軍入侵中國後，強迫清政府與列強簽訂《辛丑條約》，賠款白銀4億5千萬兩，日本最先提出賠款5,000萬日元（折銀近3,559萬兩）的要求。而且，日本夥同其它國家要求清政府給付黃金，蠻橫地強壓清政府就範，給中國造成很大困難。二戰結束後，戰勝國蘇聯從德國獲得120億美元的戰爭賠償，猶太人從德國獲得600億美元的賠償。然而，由於中共的阻撓，受害時間最長，為禍最為慘烈，飽受侵略戰爭蹂躪的中國卻沒有得到日本應有和及時的戰爭賠償。1972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田中角榮訪華前曾表示，如果對方提出賠償，只要數額適當，他打算賠！然而，他絕想不到，中共會放棄1,800億美元國家間的賠償要求。毛澤東告訴他：你們有功啊，為啥有功呢？因為要不是你們發動侵華戰爭，我們共產黨怎麼能夠強大？我們怎麼能夠奪權呢？我們如何感謝你們呢？我們不要你們的戰爭賠償！在戰爭賠償問題上，周恩來曾指示：中央關於日本與台灣的關係，在賠償問題上採取寬容態度，有利於使日本靠近我們。如果要求日本對華賠償，其負擔最終將落在廣大日本人民頭上，這樣，為了支付對中國的賠償，他們將長期被迫過著艱難的生活。這就是中共的流氓邏輯！飽受戰爭蹂躪的中國人長期艱難不要緊，侵略者日本人不能艱難。天下竟有如此道理！
不僅如此，在對待那些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戰爭罪犯問題上，中共也表現出了十足的寬容和大方。據外交部解密的1956∼1960年形成檔案得知，當時中國關押的日本戰犯共有1062人，主要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毛澤東於1956年11月18日接見日本岡山學術代表團時談到日本戰犯問題，表示“目前中國老百姓對釋放日本戰犯的事，在感情上還不能接受，需要等待較長的時間，老百姓生活提高了，感情轉變了，那時再行考慮。若是生病的，可以提前釋放”。當時的戰犯管理所內，日本戰犯受到了很好的待遇，看管犯人的普通戰士都是吃粗糧，而給這些戰犯吃大米和白面。而且日本戰犯還享受不用勞動的優待。當時功德林戰犯管理所裡既有日本戰犯也有國民黨戰犯，國軍兵團司令黃維就大罵：“我們再有罪也沒日本人罪大，憑甚麼日本人可以待著，我們就要勞動。”
中共對日本戰犯的處理早就做出了指示：日本戰犯的處理要一個不殺，極少數的判有期徒刑，一般罪行的不起訴。所以，千餘名戰犯只有45人被起訴。即便是被宣判的45名日本戰犯，也全部在1964年4月被中共以“特赦”的方式全部釋放回國。自1956年7月15日發出首份《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免予起訴決定書》始，最高人民檢察院先後分3批對1,017名日本戰犯免予起訴，寬大釋放。這些雙手沾滿中國百姓鮮血的戰犯，就這麼拍拍屁股走了。
反觀犯下罪行的二戰德國納粹，即使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被緝拿歸案。這一工作至今沒有停止，還在繼續。有些戰犯逃匿到80歲、90歲，行將就木，一旦身份暴露，也要立即被送交法庭接受正義的審判。2010年3月23日德國媒體報導，德國一法院對新發現的現年88歲的前納粹黨衛隊成員海因裡希•伯爾判處無期徒刑。而中共卻對日本如此寬容優待，不僅一筆勾銷了數千億美元的戰爭賠款，還溫情地照顧戰犯，熱忱地送上歸程。共產黨真的就那麼大方、那麼胸襟開闊嗎？實際是當年中共因日本進犯才發展壯大，深懷感激，才有日後之寬宥表現。追討賠償，懲治罪犯，是人類的基本公理與正義，中共置民族基本感情於不顧，本質就是賣國。其實從根本上說，甚麼日本人、中國人，中共的目的是實現它罪惡的政治目標，別的根本就不重要。
2011年11月3日
打印機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