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
丽君编译报导）据《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记者艾玛·马（Emma Ma）10月10日自上海报导，中国地下代孕黑市在相关禁令实施多年后，仍透过隐蔽的中介网络与非法医疗设施持续运作，暴露出医疗监管与执法的漏洞。业内人士透露，武汉与广州已成为中国地下代孕产业的两大主要据点。报导揭露，部分地下代孕机构为躲避查缉，采取蒙眼接送、没收手机及限制交谈等手段，严密控制委托人的行踪，甚至有公立医院医疗人员被指参与地下手术。这条涉及非法医疗、生殖交易与女性权益风险的地下产业链，不仅引发对医疗安全及弱势女性可能遭受剥削的关切，也使中共当局多年来未能有效遏止地下代孕市场的监管责任受到质疑。
地下代孕黑幕：蒙眼接送、没收手机、禁止交谈
《南华早报》以寻求代孕服务的米兰达（Miranda，化名）的亲身经历，揭露中国地下代孕机构高度隐蔽的运作方式。米兰达回忆，前往武汉一处地下医疗设施接受相关程序时，她被蒙住双眼，手机也遭收走，随后与其他女性一同乘坐厢型车。途中，她试图与身旁女子交谈，却立即遭司机喝止，并被要求换到其他座位。车辆行驶约45分钟后，蒙眼措施才解除，目的地是一处外观类似度假村的院区。米兰达表示，她始终无法得知设施的确切地址，而且每次前往都必须经过同样程序。
这种刻意隐瞒医疗场所位置、限制当事人取得资讯的安排，不仅反映地下代孕机构运作的高度隐蔽性，也暴露其对当事人行动与知情权的严格控制。米兰达身为寻求代孕服务的委托人，却连接受医疗程序的确切地点都无从得知，更难以事先核实医疗场所的合法性与安全条件。一旦发生医疗事故或纠纷，这种不透明的安排也可能增加当事人求助及追究责任的困难。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条地下产业链不仅涉及寻求代孕服务的委托人，还包括提供卵子的女性，以及实际承担怀孕与分娩风险的代孕孕母。当地下机构连医疗场所的基本资讯都刻意隐瞒时，这些女性是否能充分了解医疗风险、自主决定是否参与，以及在发生纠纷时获得必要保障，便成为亟待追查的问题。地下代孕黑市的危险，不只是非法提供生殖服务，更在于缺乏透明监督的医疗环境，可能使委托人、捐卵者及代孕孕母面临健康风险，甚至难以保障自身的知情权、人身自主权与基本安全。
三甲医院医师涉入地下代孕 武汉广州成黑市据点
中国地下代孕黑市长期游走于医疗监管之外，即使相关禁令实施多年，非法中介与地下医疗机构仍持续运作。据《南华早报》引述业内人士指出，武汉与广州已成为中国地下代孕服务的重要据点。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地下机构被指借用公立三甲医院的医疗人力与专业技术，在正规医疗体系之外提供代孕相关服务，暴露出非法产业与正规医疗资源之间可能存在的监管漏洞。
米兰达透露，约五年前，她经由深圳一名朋友介绍，接触到武汉的地下代孕机构。令她印象深刻的是，该机构内部环境整洁、设备齐全，医疗程序看似专业。她并称，参与相关服务的医师来自当地公立三级甲等医院。这些说法若属实，意味著地下代孕机构可能利用正规医疗体系培养的专业人员，在合法医疗机构之外提供被禁止的生殖服务。
中国的三级甲等医院通常具备较完整的专科医疗资源与技术能力，但医师具备专业资格，并不代表其在地下机构提供的服务合法或安全。尤其是取卵、胚胎培养与植入等辅助生殖程序，涉及麻醉、感染、卵巢过度刺激及其他医疗风险；一旦在缺乏合法资质与有效监督的场所进行，当事人的医疗安全、知情同意及事后追责都可能受到影响。
地下代孕机构长期在监管漏洞中运作，甚至被指有公立医院医师参与，凸显中共医疗监管与执法体系存在值得追究的问题。相关部门为何未能及时发现并制止非法医疗活动、是否确实查处涉事医务人员，以及地下中介如何持续取得正规医疗资源，都有待进一步调查。
卵子按学历定价 地下代孕瞄准贫困女性
中国地下代孕黑市不仅将怀孕与生育变成牟利生意，甚至依照女性的学历、年龄及经济条件，为其生殖能力标上不同价格。《南华早报》报导，一名化名凯伦（Karen）的委托人透露，她透过与米兰达相同的武汉地下中介购买卵子及代孕服务。她表示，自己购买卵子仅花费约1万元人民币，价格相对便宜，原因是提供卵子的女性虽然只有二十多岁，却不具备顶尖学历背景。在这套地下交易模式中，女性的教育程度竟成为影响卵子价格的因素，生殖能力被当成可以依个人条件分级出售的商品。
地下中介对代孕孕母的招募，同样暴露出鲜明的经济不平等。凯伦透露，机构安排的代孕孕母通常是三十多岁、曾有生育经验的女性，中介并称只从云南及贵州招募，理由是当地女性普遍来自低收入家庭。这意味著，地下代孕机构不仅利用客户的生育需求获利，也将经济困境视为招募女性承担怀孕与分娩风险的有利条件。当贫困成为中介锁定代孕孕母的理由，这些女性究竟拥有多少自由选择的空间，以及能否拒绝不合理要求，便成为不能回避的问题。
巨额交易金额进一步揭露了这条产业链的利益结构。米兰达表示，她为整套代孕服务支付逾60万元人民币，其中约三分之一交给代孕孕母。换言之，真正承担长达数月妊娠、分娩及相关健康风险的女性，取得的报酬仅占委托人支付费用的一部分，其余款项则流向中介及相关服务环节。虽然这笔费用不能全部视为中介利润，但如此庞大的交易规模，仍使地下机构如何分配收益、保障孕母健康及处理医疗风险，成为值得追查的问题。
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研究助理教授奥利维亚·颜（Olivia Ngan）指出，商业代孕涉及女性、生殖过程及儿童被商品化的伦理争议。从卵子价格受到学历影响，到中介专门招募低收入地区女性，中国地下代孕黑市所暴露的，不只是非法生殖交易，更是经济不平等如何被转化为牟利机会。当地下机构能够利用女性的经济困境招募孕母，却缺乏透明的医疗监督与有效的权益保障，最值得追究的便是：谁从这些交易中获利，又由谁承担其中最沉重的身体与健康风险？
地下代孕屡禁不止 监管失灵暴露制度困境
中国地下代孕黑市长期存在，暴露的不只是非法医疗活动难以遏止，更是医疗监管、执法成效与女性权益保障之间的深层漏洞。地下中介能够持续招揽客户、安排取卵与胚胎植入等医疗程序，甚至被指动用公立医院的专业人力，显示非法产业与正规医疗资源之间可能存在长期未被有效阻断的联系。相关部门究竟掌握多少地下机构的运作情况，又为何未能有效切断其取得医疗人力与技术的管道，值得深入追查。
中共现行代孕监管制度的不足，也使相关责任难以得到完整厘清。现行规定主要针对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实施代孕技术的行为，对地下中介、委托人、代孕孕母及代孕所生子女之间的复杂法律关系，仍缺乏完整的制度安排。相关研究指出，现有规范在医疗人员责任认定及当事人保障方面存在缺口。当地下交易涉及巨额金钱、医疗风险及多方利益时，这些制度不足可能使当事人面临更大的权益风险，也增加违规行为的追责难度。
地下代孕市场持续存在，也反映部分家庭在生育需求与现行制度之间面临的困境。对因医疗因素无法自行怀孕、却希望拥有孩子的女性而言，地下中介提供了一条伴随高度风险的途径。米兰达认为，相关需求不会因官方查缉而消失，因此不相信政府的打击行动能彻底根除这个产业。然而，生育需求的存在并不能成为地下机构规避监管、利用女性经济困境牟利，或让当事人承担缺乏保障的医疗风险的理由。
从地下诊所隐瞒地点、涉嫌借用公立医院医师，到中介按学历为卵子定价、招募低收入地区女性承担妊娠风险，这条地下产业链所暴露的问题已超越个别非法医疗案件。当局能否查明地下中介与正规医疗体系的利益联系、追究违规责任，并为代孕孕母及其他当事人建立有效的权益保障机制，才是衡量其治理能力的关键。若这些问题持续得不到解决，地下代孕交易中的利益剥削与医疗安全风险，便可能继续由最缺乏议价能力的女性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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