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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從政府或服從良知 顛覆政權或申張公義
顏純鈎
【人民報消息】近日，美國一位廣受公眾愛戴的法官Frank Caprio不幸因胰線癌不治去世，消息被作為國際新聞廣泛報道。
我在網上看過好幾個視頻，現場報道這位老法官的判案過程。他寬宥一位九十多歲的老人，因載自己六十多歲患癌的兒子到醫院驗血，在校區超速而被控。法官問明情況後，對老人的境遇非常同情，便當堂駁回他的控罪。
同樣的情況也發生在一位單親媽媽身上，她因為家庭經濟條件差，付不起罰款，法官也當堂豁免了她的罰款。還有另外幾單，有的看過忘記了，但每次都為這位宅心仁厚的法官，那種悲天憫人的情懷，難忍內心溫柔的牽動。
案情都很輕微，所涉罰款也很少，法官有裁量權，作出符合人性的裁決。法律不外人情，「夾硬」照章辦事，為一些生斗小民製造麻煩和負擔，那也未必是法律制定的原意。
他在法庭上的視頻，累積播放量過億，為什麼這位老法官的判案引起這麼多人的共鳴？因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人就有基本人性，基本人性中就有寬容和憐憫的成份。一個法官在法庭上應該服從法律，但如果法律與人性相背離，法官便面臨服從法律或服從人性的選擇。
法律是在人性的基礎上制定的，是非善惡，都以基本人性為衡量標準。制定法律的目的，是為公眾相處的社會約定一些基本的規範，人依這些規範而生活，保障社會的穩定與融洽。法律要符合公眾的道義標準，背離了公義，法律便只是統治者維持權力的工具。
回頭看看近日香港法庭審理黎智英案，三個法官李運騰﹑杜麗冰﹑李素蘭（請大家記住他們的姓名），以國安法和基本法二十三條來責難黎智英。可是，國安法與基本法二十三條，前者不是中國人民制定的，是中共制定，後者不是香港人制定，是香港一小撮建制派立法議員制定。兩條惡法都背離公眾的意志，都與公義相對抗，旨在維護中共的專制統治，因此，都只是中共維護權力的工具。
三個法官不可能不明白國安法與基本法二十三條是如何制定出來的，這些法律條文根本無法體現人民的共同意志，那麼作為普通法培養出來的法官，依據這些違背公義的法律條文來判案，他們可以無愧於心嗎？
眾所周知，黎智英參與的反送中運動，是香港人自發的政治抗爭，黎智英自始至終都只是維護公義，沒有摻雜一點私利，即使其間有些言論稍微偏激，有些行動令政府不快，但站在公義的立場，這都是正當的。
反送中運動是正義的，香港數百萬人上街示威，在政治高壓下堅持了三年，特區政府因此被迫取消了擬議中的「送中條例」，證明這條法例違背香港人的利益。如果法例本身沒錯，那政府為何不堅持到底？黎智英反對一條惡法，與多數香港人站在一起，他有什麼罪？
三個法官取消陪審團之設，目的就是不將是否有罪的判決，交給公眾來決定。因為黎智英代表了公義，由公眾擔任的陪審員，站在公義的立場，很大機會判黎智英無罪，這個結果違背了中共的意旨。為完成中共交付的政治任務，三個法官在審案前取消陪審團之設，以保證判黎智英重罪。
這個非公義的法庭，「夾硬」栽贓黎智英勾結外國勢力﹑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當辯方律師在法庭上指出，黎的控罪橫跨816日，控方只找到161份涉嫌罪證，不足以證明蘋果日報高層有串謀協議時，法官杜麗冰竟說，法庭無須裁定全部文章犯法。
即是說，161份資料中，即使有部份甚至大部份，都不足以認定為「證據」，黎智英的罪名還是跑不了的。這是先入為主的審判，是未審先定罪，是志在要致黎智英於死地的審判。
辯方律師指出，黎智英文章部份只是事實報道，有些是時事評論，沒有請求制裁或敵對活動，也沒有勾結外國勢力。法官李運騰卻說，即使沒有直接請求外國制裁中港，卻隱含請求外國制裁中港，或鼓勵外國制裁中港。也就是說，分明黎智英沒有公開請求制裁，只要「隱含」這種動機，就算犯法了，所謂「隱含」，就是我說你有，你就是有。這是什麼邏輯？這不是物證，只是法官的「心證」，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是羅織罪名置人於死地。
對比美國法官Frank Caprio和香港這三個奴才法官，便知道有沒有法庭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什麼樣的法庭，什麼樣的法律和什麼樣的法官。在中共統治下，法庭不是維護公眾利益的地方，法庭是踐踏公義﹑壓迫民眾的地方。在這種地方，法官卑鄙的人格，便決定他們服從非公義的法律，作出非人性的判決。
（轉自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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