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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系列 ：中共血腥的全国“清队”大屠杀（图）
 | 图为众人将被批斗的人抬下去。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之下，导致很多人在批斗会后自杀的人。但在那时，自杀的就是畏罪自杀，以死也洗不脱罪名。（新唐人截图） |
【人民报消息】一、“清队”运动的开始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当中，我们谈到了毛泽东在派出工宣队镇压清华造反派后，向工宣队赠送了芒果，并由此引发了狂热的芒果崇拜的风潮。这一匪夷所思的一幕的背后，实际上代表的是一种毛泽东对新政治秩序的确认。在这种新政治秩序下，所谓“伟大领袖”和造反派们的“亲密无间”已经成为昨日黄花，压制了造反派的工宣队们则成为了毛泽东新的“宠儿”。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大规模的镇压开始了。
事实上，如果以天下大乱、社会失序为文革的标准运作模式，那么文革的长度并非十年，甚至也不是三年，而是从1966年5月到1968年7月这两年多一点。在这之后，从1968年夏天到1974年初，文革进入了一段“间歇期”。在这一时期，中共高层各派一边互相狂争乱斗，一边对民众大规模地举起了血腥的屠刀，通过“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三场运动，展开了自上而下、层层命令之下的大清洗式镇压。美国学者魏昂德在他的文章《1966—1971年中国国内的反抗与镇压》中，通过大量地方志中的文革死亡人数资料，统计到了176226个死亡案例。这些案例虽然只是文革死者当中的一部分，但它所反映的问题十分值得重视，因为在这些案例中，有37046个是由造反派活动造成的，有多达130378个是由当局活动造成的。魏昂德在他的文章中指出：
“造反派造成的的绝大多数受害者集中在1966年秋天造反派攻击当局和其他人时，以及1967年初造反派夺权时。从那时起，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占据了上风，造成了人员伤亡，但这些损害与早期造反运动并不相同。与1968年大部分时间里当局造成的死亡人数的高峰相比，与1970年短暂但剧烈的死亡人数高涨相比，造反派造成的死亡人数相形见绌。”根据这些数字之间巨大的差别以及它们随时间的分布，我们可以导出两个有广泛意义的结论。首先，如果在1968年是当局最终采取行动制止了破坏性的造反运动，那么显然这种解药远比疾病更可怕。与造反派所造成的苦难相比，当局所造成的苦难大得不成比例。」
值得注意的是，在魏昂德统计到的130378个当局造成的死亡案例中，有多达96109个是由“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运动造成的，这显示了这场运动的异常血腥。根据不同的估计，这场运动的死亡人数，多达50万到150万之间。
1968年2月21日，在“黑手行动”之前的五个多月，毛泽东命令中共中央警卫团组织了军宣队进驻北京新华印刷厂和北京针织总厂，对两个工厂进行军管，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试点。到了5月，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会总结出了一套搞这场运动的经验，将它写成文件，经由姚文元交给了毛泽东。5月19日，毛泽东在文件上写下了批语，表示“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5月2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名叫《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文件，将它作为一个政治运动的样板由上而下地传递了下去。
根据这份文件的说法，新华印刷厂在展开“清队”的过程中，基本的做法是所谓的“团结大多数，狠狠地打击和孤立一小撮阶级敌人，做到了稳、准、狠。”以下引用这份文件当中的一些原话，以展示其中体现出的镇压的暴虐、血腥：
「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地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这个厂军管人员说，“坦白从宽”并不是“宽大无边”，不是说反革命分子只要坦白得好就可以没事了。该判死刑的判无期徒刑，该捉的不捉交给群众专政，都可以算做从宽处理。坦白后处理到底如何掌握，要服从对敌斗争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整体利益的需要，主动权操在我们手里。他们认为，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目前，他们还准备进一步挖掘埋藏得更深的特务分子。」
二、以“六厂二校”为模版的大屠杀
这之后，在1968年7月，毛泽东以由中共中央警卫团指挥的工宣队进入清华大学，镇压了清华造反派，大批工宣队、军宣队也进驻了各个企事业单位和高校。其中，由中共中央警卫团进驻的单位除了清华大学和以上提到的两个工厂之外，还有北京大学以及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这四座工厂。这样，由中共中央警卫团进驻的地方，就被称为“六厂二校”，军宣队、工宣队在其中的镇压经验，则被作为了一种“样板”。
196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与阿尔巴尼亚代表谈话时，曾经这样说道：“新华印刷厂有四朝元老，北洋军阀时印钞票，日本人占领时期也印钞票，以后国民党接管了这个工厂还印，解放以后帮我们共产党印，里面主要的人没有动过。这次运动动了他们，不清理清理不得了啊！”接下来，在1968年10月31日，中共发布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其中表示：“必须继续在工厂、人民公社、机关、学校、一切企业事业单位、街道等各个方面，充分发动群众，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混在广大群众中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挖出来。”
在这样的政策指导下，大规模的镇压就在各地展开，造成了一片惨烈的腥风血雨。以下就举一些省的情况，来看一看这场运动的残酷。
三、遍及各地的“清队”大屠杀
在安徽，“清队”运动自从展开以后，到了1968年年底就已经“清理”出了各种所谓“坏人”43万多人。据学者尹曙生的研究，当时安徽的情况是：“省革命委员会清队领导小组提出的清理对象是：『特务、叛徒、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现行反革命分子『。有的地方还把『小爬虫‘、’变色龙‘、’铁杆保皇分子‘、’黑干将‘、’爪牙『，等等，作为补充清理对象。省清队领导小组提出，对清理出来的『坏人『要求『从政治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要『大会批态度，小会短兵相接（武斗）『。于是打骂、体罚，刑讯逼供就成了清理阶级队伍的主要手段，使用的酷刑手段有几十种、上百种”，“到1969年4月统计，『清队『中清查出来的43万“坏人”中，被县以上专政机关关押的就有188225人，这些人因忍受不了刑讯逼供而在关押期间自杀的就有4646人，被群众专政人员用棍棒和其它刑具当场活活打死的1074人，因被打受伤而死亡的359人。”（参加尹曙生：《安徽文革“清队”档案揭秘》）
在云南，“清队”运动与一场名为“赵健民特务案”的政治清洗联系在了一起。在这一案件中，康生将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赵健康民打成了“国民党特务”和“叛徒”，其后展开了大规模清洗。在1968年夏天到第二年，中共云南革委会主任谭甫仁和康生一同在云南展开大规模清洗，以大批中共党、军酷吏审查了138.7万人，其中打死1.7万余人，打伤6.1万余人。
在内蒙古，“清队”运动则和大规模的种族屠杀结合起来，中共在那里通过“清队”制造了一场名为“挖肃”的大屠杀。当时，中共在内蒙古通过种种令人发指的极端酷刑，将上百万人定性成了所谓的“内人党”成员，加以残酷的屠杀和虐待——所谓“内人党”问题，涉及到中共及苏联、蒙古共产党之间的种种恩怨，在今天我们先不加详细叙述。总之在，在这场针对所谓“内人党”的大屠杀中，大批无辜的蒙古族民众成为了受害者。在这场从1967年开始，在1968年随著“清队”运动到来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1969年5月的大屠杀中，据各方估计有2万至10万人死亡。而根据中共在1980年承认的数字，也有34.6万人被关押，16222人被迫害致死，81808人致残，可谓惨绝人寰。
在广西，一场极为惨烈的屠杀也与“清队”运动结合了起来。在文革爆发以后，广西的文革“群众组织”分成了联指、四二二两派，其中前者保主政广西的韦国清，后者则是反对韦国清。从1967年末开始，在韦国清的推动下，联指在当地中共军队及民兵的配合下，对四二二及其同情者，以及广西的所谓“黑五类”展开了灭绝性的大规模杀戮。这场大屠杀在1968年达到了顶峰。根据中共在1984年公布的材料，广西在文革中所谓“非正常死亡”者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有8.97万人，其中两派武斗死者有3700人，有多达7.9万多人是被有计划、有领导、有组织地杀害的——这样的数据，也和魏昂德的研究所反映的情况是一致的。在同一时期，广西还有2万多人失踪，以及3万多名无名无姓的死者。这样，仅根据中共承认的数字，广西在文革中的所谓“非正常死亡”者就达到约15万人的规模，其中大部分都是被当局的政治运动有组织地杀害的。
总而言之，“清队”运动可以说是文革当中极为血腥的一幕。而除了这场运动之外，当时还有“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两场大屠杀式的镇压。
感谢大家，这周就先讲到这里。△（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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