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许说党不喜欢听的话！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编者按：中国有句讥讽的话“说的比唱的还好听”，言外之意，说一套、做一套。 1999年，笔名为笑蜀的陈敏把中共非法建政前的承诺不加任何修饰、一字不改的整理成书，名为《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但书出版了之后，立即被自诩“伟光正”的党紧急回收，送进造纸厂变成纸浆。 为什么自己曾做出庄严的承诺，却在夺取政权后害怕做历史的回忆呢？ 就连届时已经退休的中共政治局委员、人大委员长万里先生都没见过这些“庄严承诺”。当秘书费力找到这本书时，万里花了两天时间看完，之后困惑的问：这上面写的是真的吗？ 秘书坦承，这些都是中共在国民政府当政时公开发表过的文章。 只是中共达到目地，非法建政后，就把这些自己曾经的虚伪谎言化成了纸浆，并反反复复给百姓洗脑、制造谎言，说“美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 如果把“伟光正”建政前后的承诺、誓言、社论和宣传资料摆放在一起看，尤其是通过亲身的经历，就会鉴定出中共是个彻头彻尾毁灭中华民族和全世界人民的邪党。 请看以下中共在建政前是如何在狗嘴里吐象牙的： 历史的先声─中共半个世纪前的承诺 ──编者：笑蜀 ●言论自由：新闻事业的活力之源 前天大公报登载了萧干先生的伦敦通讯《虎穴的冲击》，一开始就论到开辟西欧第二战场的历史意义。他在讨论英美盟军的成功时，提出了这样一段教训：“此举吾人最应注意的，是五年来的欧战，英美知已知彼，一面保持自身的长处(如言论自由的维护)，一面无时或忘学习敌人的强点。” 他把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和向敌人学习并提，认为这是致胜的原因。萧干先生在英国多年，是位记者，他的观察和结论，是应该重视的。他从英国的实际情形，深切的体验到，没有言论自由等民主权利，“有史以来军事上由惨败而至挺战的大翻身，”由退却转到反攻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事例，我们更容易了解，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罗斯福把言论自由列在四大自由的第一条，为什么邱吉尔把言论自由列在七项标准的第一项？正是因为他们重视言论自由，把纸弹的火力，动员并集中到揭露和打击法西斯主义，同时也热烈的欢迎人民批评政府政策和各种作战努力，揭露错误和缺点，提供建议和办法，才改正了种种错误，克服种种缺点，使民族更团结，人民更积极，士气更提高。这样，美国能雪珍珠港之耻，而转入反攻；英国便有雪敦克尔克之耻，而走向胜利。英美从大西洋到太平洋，从地中海到印度洋，从欧陆到缅甸；现在所以能够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政治上的民主，是最重要的关键；而言论自由，又是极重要的一环。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罗斯福和邱吉尔都把言论自由确定为战争目的之一。在战时，要依靠他来打胜仗；在战后，还要依靠她保持永久和平。早在去年二月十五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在罗斯福亲自出席参加之下，曾通过议案，已预定设立特别委员会起草提议，以便日后或由美国政府主持与其他列强谈商，目的也是为了保证国际间的言论自由。今年四月二十二日，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会议，又通过决议，认为全世界新闻和通讯自由对避免未来战争十分重要，决定请由国际协定形式，保障此项自由。《圣彼得斯堡时报》的编辑鲍恩特，且提议向美国国会请愿，要求宣布美国的国策，“拒绝承认侵害新闻与言论自由的任何政府和个人。”这些材料，不仅说明言论自由在彻底反法西斯主义、保障世界持久和平中的重要，也说明了盟邦新闻同人怎样重视言论自由，把言论自由看成和新闻事业血肉相连的东西。可以说，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健全的发展的新闻事业。没有言论自由，新闻事业本身是会枯萎的。所以，新闻界同人，随时随地都在团结一致，为言论自由而奋斗到底。 中国的新闻界同人，是世界民主的新闻战线中的一部份。地域尽管不同，任务却是共同的。每个记者都应该是反法西斯的战士，都要争取和保卫言论自由。今天“记者节”日，我们竭诚向全国记者呼吁，亲密地团结起来，把笔锋瞄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积极争取民主进步要求言论自由！ ──《新华日报》1944年9月1日社论。 ● 原题《祝记者节》 记者风格：威武不屈、秉笔直书！ 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董狐直笔，赵盾胆寒。这是天地的正气，也可以说就是代表了舆论的力量。如果我们要为中国记者从自己历史中找寻优良的传统，怕首先就应举出这样的风格，作为我们记者的圭臬。 古之史官，固然不能就等于今日的新闻记者，其间有着很大的距离。但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原也不只是垂诸竹帛，留诸后代作为殷鉴，对当时的行政当轴亦发生了很大制裁作用；说古时的史官和今日的新闻记者，在精神上自也有其一脉相承之处，并不为过。因此，我们觉得，在今天纪念记者节的时候，提出董狐那样大义凛然、威武不能屈的风格，来作为我们中国史上新闻记者的优良传统，是颇为适当的。 “为人民喉舌”，这是每一个新闻记者所用以自负的。然而，要真能负得起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就得象董狐那样，紧握住自己这一管直笔，作真理的信徒、人民的忠仆。一方面，凡是真理要求我们说、要求我们写的，就决不放弃、决不迟疑的给说出来、写出来。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实和违反民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迫着或在前面诱惑着，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直者，直道而行也；有是有、无是无，白是白、黑是黑，不容有丝毫的假借，也不容有丝毫的含糊。今天，是我们自己的节日，应当是我们的机会来作一次清夜扪心、检讨一下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曾否对董狐那枝直笔松过乃至放弃过？是否对得起真理、对得起人民？ 过去的一年是六年抗战中最艰苦的一年，也是我们为抗战服务的新闻工作者最艰苦的一年。反躬自问，一年来我们对抗战确也尽了不少的力量，对于抗战事业既忠既勇的言行，不问其出自前线或后方，都曾为之报道消息、发扬光辉；对于抗战不利的事实和言论，也曾予以揭发，予以斥责。然而，讲到直笔，讲到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就未免有些汗颜(遵检一段)。这种风气的形成，固然在客观方面有其重大的原因，不能把这责任全部推到记者肩上；诚如同月二十九日《新民报》“先得纠正空气”一文所指出，“在一切问题之先，是‘说话’这一件人民的基本权利，要有确定界限以内的把握”。故要纠正这种风气，就“还有一种‘空气’，似乎先须纠正。”但是，显然的，不能说记者本身对这种风气就没有责任。我们觉得，应当纠正的，怕不只是重外轻内的风气，怕还有较此更甚而更为新闻记者自己引以内疚的。间尝省察，养成此种于记者风格尚多未合之处的，除客观“空气”外，在记者本身，要有一种应予纠正的观念，即对于宣传一词的了解是也。 新闻记者应当为抗战建国的国策努力宣传，向国外宣传、向民众宣传，这是天经地义，不容置疑。但今天宣传一词已在广大的读者之间造成一种不良的印象，常常可以听到象“这是宣传，尽可不去理它”这一类对报章杂志的批评。而记者自身，对这种批评也竟习以为常，毫不怪异。这是说明一般社会都已把宣传一词，当做说话不真、记事不实来了解，而记者本身呢，也常常会明知此话不真，此事不实，但为宣传计，就觉得不妨姑妄言之、姑妄记之似的。这是记者风格的一个绝大污点、新闻事业的一个绝大危机。 宣传工作是一种教育事业，宣传是一种特殊的教育方式，是一种最广泛最灵活的教育方式。在教育中不能容许妄诞不真，在宣传上又何能容许虚夸不实。要知道，“墨写的诳语，敌不过血写的事实。”宣传而稍流于虚妄，断然不能幸致社会人民对你的信心，徒然辱没了董狐的那枝直笔，污损了记者应有的风格。以为人或可欺者，只表现自己的其愚不可及而已！ 因此，我们愿意在今天纪念自己节日的时候，提出董狐那样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风格，来和从事新闻事业的同仁共勉而互励。 ──《新华日报》1943年9月1日社论（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