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1992年從莫斯科叛逃韓國的平壤大學高級教授金向熙，曾任金正日和其外侄們的家庭教師，後定居美國。他曾到處巡迴做反對金氏家族三代世襲的報告。比如1994年5月叛逃到韓國的康明道乃是時任朝鮮政務院總理姜成山的女婿，他向韓國透露的基層軍情最多，包括朝鮮在日本的間諜網絡及各種恐怖主義和朝鮮是否具有原子打擊能力等等。此後，他成了朝鮮問題專家，專門揭露金正日身邊兩位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成澤與吳克烈的爭鬥。

而1997年2月時在北京走進韓國大使館要求政治庇護的原朝鮮最高人民會議議長、朝鮮勞動黨書記與金日成綜合大學校長，被稱爲「主體教父」的黃長燁則在流亡到韓國後，加入反金日成主義的組織，主張推翻金正日政權，並終其一生爲之努力。他是朝鮮至今叛逃到韓國的最高級官員。

如果將朝鮮的這些叛逃者與毗鄰且有着同樣體制的中共的叛逃者相比，應該說是小巫見大巫了。事實上，從中共建政開始，就有不少中國人、包括中共官員走上了叛逃之路。而「叛逃者」長長的名單因爲中共的刻意掩蓋，迄今無法爲外界所盡知。

不過，從已知的叛逃者名單中，我們還是可以找出若干讓中共頭疼的叛逃者，其中對中共產生巨大影響的當屬林彪、王立軍，產生重要影響的有劉連昆、俞強聲、徐峻平等。

1971年，作爲毛的接班人的林彪的出逃，不僅給了毛和中共沉重的打擊，而且首次將毛和文革的真面目呈現在民衆面前。可以說，自林彪叛逃後，毛的元氣就再也沒有恢復，直至死去。而在今年2月投奔美成都領館的重慶市副市長、公安局局長王立軍將中共高層機密材料交給美方後，中共高層博弈日趨白熱化，迄今都沒有塵埃落定。如果說林彪的叛逃釀成的中共危機，依靠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而暫時緩解，那麼，王立軍此番引發的中共黨內危機單靠有限的政治改革是無法解決的，中共很可能要付出解體的代價。這也是筆者之所以將二者相提並論的原因，即他們的叛逃均引發了中共自身的危機。

而劉連昆、俞強聲等叛逃事件雖然給中共在某些方面造成了破壞性影響，但卻沒有引發中共自身的危機，因此屬於次一等讓中共頭疼的叛逃者。

劉連昆，中共軍隊總後勤部機械部主任，少將軍銜，從1992到1999年間出賣大量軍事情報給臺灣，直接造成中共1996年奪取彭湖外島計劃的流產。其後與下屬大校邵振中一同被中共祕密處死。

俞強聲，爲現任上海市市長俞正聲的哥哥，原國家安全部處長。1985年，俞強聲叛逃美國，導致潛伏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達三十多年的中共間諜金無怠被捕。金無怠希望中共把他救回去，但中共堅決否認金無怠爲中共間諜，其終於絕望自殺。

徐峻平，中共軍隊總參謀部軍情局美洲司司長，大校軍銜。2001年叛逃至美國。據悉，徐峻平在北京外交圈很有名，專門負責聯絡美國駐北京大使館武官，並在中美高層會議中任翻譯。他掌握了大量海外情報系統機密材料，其嚴重性遠比外界報導的要大。據國防大學的金一南披露：「他帶去（給美國）的情況，不是中國導彈有多少枚，精度有多少這類的技術情報，而是領導人的性格，決策習慣和決策方式。」

此外，像1983年8月駕機投奔韓國後轉投臺灣的空軍試飛團第二大隊副大隊長孫天勤，亦在中共高層引起了強烈反應。據說，他是源於對中共的反感，而尋機叛逃的，其叛逃後在宿舍的桌子上留下了一份二萬多字的《告全黨公開信》。類似的還有六四後叛逃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新華社原副社長鄭華等。

上述背叛中共的有不少是高官，背叛者或是不堪忍受中共的迫害，或是對中共的殘暴深惡痛絕，或是因權力爭鬥，或是嚮往西方的自由民主社會……而走上了叛逃之路。筆者相信，如果中共和朝鮮的專制統治不結束，包括高官在內的叛逃者就絕不會中止他們的腳步。

（略有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