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上述疑问者，部分中国人有之，部分海外华人有之，甚至于，部分外国人也有之。笔者于外访途中，甚至听到部分民主国家政治人物当面询问，提出类似问题。持有这些疑惑的人们，大多出于担忧，关切未来中国命运。善意可鉴。

然而，上述说法，相当程度上，却是中共集团蓄意制造和散布的结果。比如，1979年，邓小平会见美国总统卡特，针对后者对中国人出入境权利的关注，邓竟这样回答：“你想要多少中国人？一千万，还是两千万？”卡特语塞。

这番对话的背景是：邓小平访美的1979年，中共向美国讨要“最惠国待遇”，卡特回答：依据美国法律，只有那些保障公民出入境权利的国家，才有可能获得美方的“最惠国待遇”。

邓小平顾左右而言他，故意回避一个事实：在此之前，毛时代，尤其文革中，中国人被完全剥夺出入境权利，有海外关系者，动辄被污为“里通外国”、“英美特务 ”，以至于，根本不敢与海外亲人联系。邓的说法，也是要吓唬外国人：一旦中国开放，中国人就会大量外逃，看你们这些国家吃不吃得消？

事实上，正是在那次邓访美后，中国涌现了留学潮。邓小平表面上嘴硬，却在美方压力下，重新打开了被关闭三十年的中国留学大门。有些中国留学生为此感恩于邓小平，其实，他们不如感恩于卡特，因为，如果没有美国的压力和关注，中共的闭关锁国，还不知要持续多少年。

回头说邓小平那句“名言”（“你想要多少中国人？一千万，还是两千万？”）。美方当然不存在向中国要几千万人的动机，那不过是邓自己的戏言。邓的真实意思是：一旦开放，中国人就会大量外逃；中国人口多，外逃几千万、几亿，都不成问题。

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要外逃？这不恰恰证明，共产党治国无方、祸国无度？就在中共制造活活饿死四千多万中国人的大饥荒年代，六十年代初，新疆伊犁、塔城一带，仅两个月间，就有6万多中国人逃往苏联。六十至八十年代，在粤港交界处，无数国人偷渡香港，仅在1979年5月6日这一天，就有多达7万人偷渡香港。

在上述两个边境地带，中国人尚能偷渡、外逃。但与此同时，在中国广大地区，尤其内陆，中国人，不要说外逃，连迁徙权利都被剥夺，从一个乡去到另一个乡，居然要到政府“开证明”。大饥荒降临时，竟不能逃荒要饭，只能坐以待毙。人祸复人祸，旷古未有！

中共祸国殃民，制造无数人间惨剧。之后，竟以此为根据，妄言中国不能开放；被迫开放后，又妄言中国不能实施民主，甚至于，制造出“一旦中国民主，就会天下大乱”的危言耸听。这无疑是中南海的厚黑宣传之一，其目的，是维系中共一党专制，守护其既得利益。

所谓“一旦民主，就会天下大乱。”任何独裁者，都可以这么说。借以封杀言路，阻挡民主，大权独揽。作为中国的末代皇帝，邓小平可以这么说，之前的历代皇帝，也都可以这么说；中国的独裁者可以这么说，世界各地的独裁者，诸如朝鲜、缅甸、津巴布韦、苏丹、古巴等国的独裁者，也都可以这么说。换言之，这不过是独裁者的一贯借口，并不稀奇。

大量统计显示，经济成功和长治久安的国家，大多是民主国家；经济贫困和动乱频仍的国家，大多是专制国家（对照这一规律，只有极少数小国例外）。政治民主与经济发达，和谐共生。统计也显示：区域性冲突和世界大战，往往由专制国家挑起。可见，民主政治，不仅有利于本国稳定，也有利于世界和平。

道理在于，民主国家重法治，专制国家杖人治。民主与法治相辅相成，专制与人治密不可分。在民主国家，公民权利受到高度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的尊重，也受到高度规范。在专制国家，公民权利不受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也没有尊重的习惯。个人权益轻易遭当权者践踏，人与人之间、民众与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很容易相互冒犯，动乱和冲突极易发生。

以“国家太大，人口太多”为由，恐吓向往民主的人们，也是黔驴技穷的一招。印度国土仅为中国国土的三分之一（33%），印度人口却为中国人口的80%，即，印度人口密度为中国人口密度的2.5倍。而印度早已实施民主，现正经历经济起飞，何曾见印度“天下大乱”？何曾见印度人“大量外逃”？

纵观世界，还有怎样的“天下大乱”，超得过中国的文革十年？今日中国，每年十多万起“群体性事件”（民众抗议事件），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天下大乱”图？全世界见证，大量偷渡和外逃的，不是印度人，而是中国人----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

民主，不意味着不要法治，更不意味着取消边防。散布“民主等于混乱”的中共腐败集团，其潜台词，无非是：“全世界都能民主，唯独中国不能。”其用心，无非是：任我专制，任我腐败。“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

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