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行爲很少被現代西方自由社會認同，主要原因有以下幾點：第一，言論自由的社會不以言治罪，告密沒有生存的土壤；第二，西方道德普遍以告密行爲爲恥。在西方文化中，出賣者和告密者類同猶大，爲人所恥。學校和社會不鼓勵告密行爲（除嚴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行爲外）；第三，西方社會崇尚個人自由。孩子從小就被教導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不提倡告狀，告密行爲是與個人自由不相容的。

告密行爲對社會有害還是有益嗎？首先，誠信是社會的道德基礎，告密使人與人之間的信任紐帶被斬斷，使社會陷入人人自危的精神危機中；第二，破壞言論自由。使百姓不能暢所欲言地自由抒發，一個言論沒有自由的社會就沒有民主；第三，摧毀人倫傳統。父子、夫妻、兄弟等家庭關係是社會秩序的基石，親親告密，使貴人倫、重親情的傳統受到了災難性的毀滅；第四，使社會道德淪喪。告密者出賣別人的隱私，來換取自己的利益，是一種損人利己的行爲。告密伴隨着賣友求榮、落井下石，使整個社會道德淪落，成爲小人和奴才充斥的社會；最後，越是專制政府，越是沒有信心的政府，越依賴和鼓勵用告密的方法來控制人民的思想。

對一個國家來說，告密盛行是最大的悲哀。一方面是使國家陷入誠信危機、道德危機、人倫危機之中，另一方面使很多無罪公民受到嚴酷懲罰，甚至使很多無辜的公民被謀殺；對於個人來說，告密是一個人內心陰暗、卑鄙的表現，是人性的扭曲、變異。從告密開始，靈魂就開始墮落，等於喪失了自我良知、突破了道德底線，把人的靈魂交給了魔鬼驅使。

推行告密者、告密者和被告密者，哪一個能在告密行爲中獲益呢？兩千多年前的商鞅制定秦律，規定「不告奸者，腰斬；告奸者，與斬敵者同賞」、「民人不能相爲隱 」，後來他也被人告發謀反，走投無路，最後商鞅被車裂分屍、滿門抄斬；漢朝的楊惲由告密發家，又以告密身敗；據史料記載，武則天執政時期，特務橫行、告密成風，一批爪牙整天四處打聽、蒐集王公貴族的言論和民間傳聞，再告密於朝廷。實質上，沒有一個人能在告密行動中獲益，而人間一切美好的東西卻在告密中被撕碎、蹂躪和踐踏。

可悲的是源於中國古代的專制社會的告密現象，直到當今，仍延綿不絕，還時有發生。比如，信仰自由是人的基本自由權利，但是自從中共迫害法輪功開始，不但大肆打壓，還鼓勵羣衆祕密告發，一些人在威逼利誘下參與了這種無恥的行動，有的給公安當眼線，有的以特務的身份打入修煉者內部，然後實施告密。一些人由於沒有意識到告密的可悲，還自以爲這是政治上的進步，這是光榮的任務。其實，當一個人把別人的正當權利、自由信仰和正常言行當作「密」去告的時候，不但已經人性喪失、尊嚴掃地成爲了小人和奴才，而且還可能惡報連連，殃及子孫。一個文革中的告密者，在三十多年後的今天，就承受着自己軀體扭曲變形、一個孩子自殺、一個孩子精神分裂的果報。正可謂「福禍無門，惟人自召」。

也許有人會質疑，不就是揭發、檢舉、告密嗎？他又沒有打人、殺人，怎麼可能有惡報呢？一個在文革中告密者曾坦言受命記錄一個女犯人「惡毒攻擊領導人」的言語，最後導致女犯人被槍斃。她說：「從抓我的那一刻起，我一直認爲自己無罪。但從槍斃某某某的那一天開始，我便覺得自己真的有罪了。」

告密可以構陷治罪於一個無辜的人，甚至可以置人於死地。有很多法輪功修煉者被拘捕、被勞教、被酷刑折磨、被祕密殺害都是被人告密所致。很多美滿的家庭因爲被告密而家破人亡，很多幸福的孩子因爲父母被揭發而失去父母淪爲孤兒，很多善良的老人因爲被檢舉而被關押坐牢。可憐的告密者啊，也許你沒有用手殺人，但是多少人因你的告密而被虐殺啊！

中共的宣傳，混淆了是非、顛倒了黑白，讓人滿腦子都是揭批和鬥爭，民衆在反覆的洗腦中變得糊塗且不知對錯。其實自古以來，中國人崇尚的都是正直和骨氣，那些不肯出賣他人換取私利的人，被視是真正的英雄垂名千古，而那些告密者一直被視爲卑鄙、陰險的小人，被後人所唾棄。作爲人，一定要知道，告密是壞事、惡事、恥事，說不得、做不得、幹不得，偶爾爲之，就面臨被揭穿，繼而被社會所不齒，被天理所不容。

做人要有原則，思想要有取向，要明辨是非，行爲有準則，要諸惡莫作。在正常的社會中，當我們對他人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時，可以坦誠地當面交流、公開質疑，也可以私下討論和爭辯，萬不可以以告密的方式害人害己。

(明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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