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貪官遭陷害 冤獄四年受盡折磨

大紀元記者顧曉華採訪報導，現年51歲的劉增喜出生在中共王朝「一門忠烈」的家庭，他畢業於空軍第一預備學校，曾經在空軍第十三航空學校任學員班班長，進入航空兵十二師擔任殲擊機（戰鬥機）飛行員。1982年轉業進入天津軋鋼一廠人事科工作。

劉增喜說：「在那裏我負責勞動人事工作，在工作過程當中我發現勞資科副科長每招聘一個員工就會收取很多的好處費，否則的話不讓員工進廠，而且還得給廠長送禮。我們廠的黨委書記叫劉曉東，他的夫人從棉紡四廠調到我們廠，一天班都不上，她就白拿工資。」

由於他看不慣該廠官員們的腐敗行爲，向各有關部門檢舉揭發，他被調派到計量科，隨後在1984年年末他們以莫虛有的罪名構陷他，他被判入獄四年。

在1985年整整一年的時間裏，他被當局在天津市各個看守所調來調去，他至今都無法知道他究竟在哪些看守所待過，這一年他與家人失去了聯繫，在看守所裏遭到了酷刑虐待。

他在裏面除遭到毆打、捱餓是家常便飯以外，警察用電棍擊打他的頸椎，給他灌辣椒水、鹽水。在寒冷的冬季讓他躺在冰冷的水泥板上，光着腳站在水泥板上罰站等等酷刑折磨。

他每天被強迫勞動，生產出口用加工品爲看守所創匯。

1986年他被送進天津市瑪鋼廠監獄，在那裏幹着繁重的體力勞動，同樣遭到同室犯人在警察的指使下的毆打，並且在那裏經常是餓着肚子勞動，每天只提供有幾片白菜葉的湯和一個窩頭。

他在監獄服刑期間因爲勞動致使後背長了瘤子，並且造成右手腕骨折，獄方不予治療，強迫他勞動，直到出獄後他才自己到醫院接受了治療。

據他反映，他在那裏親眼看見一個犯人被關在鐵籠子裏（躺着伸不開身子，站着直不起腰來，只能把身子縮在一起）常達幾年，最終致使該名犯人身體變形，無法直立行走。

受盡了肉體與精神上的殘酷迫害的他在1989年出獄後不停地向各有關部門與外界舉報和揭露中共的腐敗與暴政，致使他丟掉了在出獄後找到的另一份工作，於2001年被逼迫下崗。

多年向各有關部門投寄控訴信，揭露中共對他們一家的殘酷迫害至今，遭到當局的長年的監控、電話監聽以及上門探訪。

目前，他只能在某社區當保安以微薄的收入維持一家三口人的生活。

文革一家三代遭迫害 公開起訴中共求賠償

據劉增喜介紹，他姐姐是教師，哥哥是員工；父母、叔父、姑母都是中共幹部，母親是抗戰時期的中共黨員；祖父及外祖父在當時也都爲中共做地下特務工作，大舅、三舅是老紅軍，中共的高級將領；二舅曾是抗戰時期中共區委書記，並出席過全國英雄代表大會；老舅是中共黨員，曾任某大型油田副總指揮。

就是這樣一個鐵了心爲中共賣命的家庭亦未能逃脫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折磨，尤其是文革的厄運。他的二舅被遊街批鬥遭毆打；三舅被關進牛棚、監獄直至折磨致死；他的母親遭毆打批鬥，父親被下放勞動改造。殘酷的折磨，使他的母親精神失常。

他在公開信裏寫道：「我們永遠也忘不了那一個晚上，我母親被許多人送回家，母親完全失常了，當時的樣子嚇得我和姐姐、哥哥三人失聲痛哭，周圍許多人也都哭。」

“寫到這裏我的心都在抖，淚在流。四十多年過去了，但我們永遠都不會忘記。母親「病」後，父親不能休息照顧母親，仍要繼續接受勞動改造。生活的重擔都落在了年幼的姐姐身上（大概七、八歲）姐姐既要照顧兩個弟弟還要照顧生病的母親，又要上學，還要做飯。當時我們遭受的苦難人世間罕見。比封建王朝的滿門抄斬還慘……！”

他的母親因退休後該獲得的工資沒有取得而無錢治病，於1997年含冤離開人世。

據悉，他年邁的父親至今還住在低矮潮溼破漏的平房中，以每月微薄的退休金養活自己和失業十多年分文收入沒有，因「文革」驚嚇呆傻的大兒子。

劉增喜表示：“我是第一個把中共推上被告席的人。我向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中共對我母親及家人在文革中所遭受到的迫害摧殘給予經濟賠償。我也呼籲海內外所有遭受文革迫害的人們及親屬聯合起來組成「文革」賠償訴訟團。”

劉增喜：中共越封鎖《九評》傳播會越廣

大紀元於2004年發表的社論《九評共產黨》給他帶來了很大震憾，使他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了中共的邪惡本質。之後，他用真名發表了三退聲明。

他表示：「我覺得《九評共產黨》意義太大了，他向人們揭示了中共的反動的本質，向全世界，尤其是向中國人揭露中共的真實面目，人們一直在受着中共的欺騙。」

他並表示：「退黨大潮是不可阻擋的，中共滅亡這只是個時間問題，希望這個三退速度越來越快，加速它的滅亡。」

他說：「我覺得這個《九評》能得到廣泛的傳播跟中共的打壓有關係，他壓得越厲害，封鎖得越厲害，人們就越想了解真相，就越想看《九評》，呈現越傳越廣的趨勢。」

劉增喜向記者表示，他將堅持不懈的向人大代表及各有關部門發出控訴的聲音，也希望有更多的海外媒體爲其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