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David Matas）和前加拿大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大衛·喬高（David Kilgour）進行了調查，並由此於2006年7月發表報告證實指控是成立的。

費城倫理學會於三月十一日星期天主辦了專題小組研討會，小組成員包括：大衛·麥塔斯、亞洲研究會執行主任張而平、德國醫生兼醫生反對活摘器官聯合會發起人之一託司頓·萃（Torsten Trey）、美國天主教生物倫理中心主要成員史帝汶·納匹爾（Stephen Napier）。

麥塔斯解釋道，通常他將這類案子轉給象大赦國際等人權組織。但是，他發現，大赦國際用來證實人權侵犯是否存在的方法需要兩個獨立的證人，這不適用於中國。想找到兩個證人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爲受害者被摘取器官後就死亡並被焚屍，而唯一的另一方證人就是摘取器官的醫務人員，很明顯他們不願意出來作證。

爲了解決這個問題，麥塔斯採用了建立作爲證據的蹤跡的方法，並能找出十八個這樣的蹤跡。他把它們歸納爲三類：基本考量、器官摘取和法輪功。指向這個駭人聽聞的行徑的基本考量是：醫院缺少基金、依靠器官移植來創收。瀋陽市一器官移植中心在網上列出器官價格，一個肝要十三萬美元。軍隊也缺少經費，將出售器官作爲集資途徑買武器。

關於摘取器官的證據蹤跡，中國醫生比世界上其它任何國家做的移植手術都多，但是中國並沒有捐獻器官的有組織的機構。中共政權聲稱所有器官來自被處死的囚犯，但是即使這樣，且不論犯人的同意是值得懷疑的，也不能解釋這麼大數量隨時可用的器官。中國一年大約處死二千名犯人，但醫生每年至少做一萬例器官移植。

託司頓·萃認爲這些額外的器官是從活着的犯人、特別是因信仰而被誹謗、監禁、酷刑折磨的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的。在世界移植大會上，他問一箇中國外科醫生這些額外的器官是從哪裏來的。醫生告訴他去問正在外面抗議的法輪功學員。

另一個指向器官摘取的證據蹤跡是：通常是病人等器官，但中國是器官等病人。換句話說，一旦病人需要一個器官，一個犯人將被殺以提供器官。加上特別短的等候時間，一、二個星期，而在其它國家通常需要等三到四年的時間。這些全部支持法輪功學員對[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

如麥塔斯在其調查中發現，被監禁的法輪功學員經常被驗血，而非法輪功被關押者則沒有。法輪功被關押者被選爲供體對象是因爲他們通過煉功而身體更健康。

張而平解釋了法輪功學員雖然是和平的修煉但在中國卻遭迫害。自一九九二年首次傳出後，中國當局曾褒獎法輪功爲國家節省了很大開支。很多人修煉後身體健康。據統計每年每人節省一千元，加起來達上億元。

在短短的幾年內，法輪功發展迅速，有七千多萬人煉法輪功，多於中共六千萬黨員的數字。再加上主要問題是法輪功是基於中國古老的傳統，與來自西方的共產主義正好相反。

一九九九年，中共政權開始鎮壓法輪功，巧合的是，移植手術數目與法輪功學員被監禁的數目同時上升。一九九九年一個醫院做三十三個移植手術，二零零四年猛增到一千六百零一個。

張指出，不只是中國醫務人員參與，美國漢學家也是共犯。他發現研究者寧願研究貿易、經濟政策而不願意探究人權問題，因爲他們擔心失去中國的簽證。

醫藥公司也是共犯之一。萃解釋說，大約一千名中國醫生註冊參加國際移植會議，但只有約二百人蔘加。他被告知其餘的是利用會議得到簽證來與生產抗器官排斥的藥物的醫藥公司會面。由於大量的器官移植，中國是抗排斥藥物最大的市場之一。

納匹爾提供了器官採購的倫理框架，並建議解決這個問題的一條途徑是提倡觀念的改變。考慮到摘取非自願者器官的主要因素是不珍重個體生命價值，他建議一個交流項目，讓中國醫生來美國學習並認識到人類生命的價值。

一箇中國醫生聽衆對此策略的有效性提出質疑。她承認在中國做醫生時沒有看重生命的價值，她一來費城工作和學習後全部改變。但是，一名中國醫生提醒她說，缺少對個體生命的尊重是醫療界的通病，醫生們一旦回中國，很快就會用舊方法思考。

萃建議減少[對器官移植的]需求並阻止「移植旅遊」。他指出，在德國，醫生被禁止給在其它國家做器官移植的病人提供後護理。雖然這好象有點不近人情，但這樣做能阻止各國協助[活摘器官的]行徑。

麥塔斯也建議所有關心的民衆提醒當地醫務人員關注這一倫理問題。這個建議尤其與美國人有關，因爲一位中國聽衆指出許多美國醫生到中國去做移植手術，美國的移植中心與中國醫生有大量的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