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芷明在北京。

【人民報消息】（編者按：本文主人公是一位法國人。她在中國的經歷和她對中國問題的認識值得大陸民衆、海外華人和西方政界參考，有助於他們走出中共製造和散佈的謊言迷霧。）

我叫瑪麗。我也有了一箇中國名字，是侯芷明。侯芷明這個名字，是一個臺灣的老師給我選的。我十六歲的時候陪我父親去臺灣，那時候我父親在做那種漢學的研究。他在臺灣呆了一年，我就跟他一起去了。我是，所以我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對中國文化、中國的語言、傳統等等感興趣。後來回到法國去的時候，我就上大學了。上了幾年漢語課，什麼中國文學、歷史等等。但是我覺的，在法國學中文沒多大意思。我就想趕快到東方去。問題是，當年還是文化大革命，我也沒辦法去中國，因爲中國不接受什麼留學生。所以我先到日本去了三年。在日本，就專門學中國的文學和哲學。但是當然那個條件對我來說是比較難，因爲必須用日文去學中國的哲學，所以我估計我那時候學的不太多。但是後來75年到了，文化大革命快結束了，中國又開始接受一些留學生，我才有機會到北京去學習。我可以說我從，我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比較知道我想將來想做什麼。因爲過去我是學中文，我有很模糊的感覺，我對中文是感興趣。對中國文化、中國，法國人都是感興趣。但是，不太，還不太知道我怎麼用這個中文。

因到了中國大陸的時候，我發現這個，當然那時候的社會，跟我這個法國人的社會是完全不一樣。而且我剛到的時候，還是批林、批孔運動，有很多各種各樣的對我來說非常奇怪的現象。我心裏不明白，中國人爲什麼要批評孔孟之道、孔老二啊等等，我都不太懂。所以我就開始真正的對中國政治和中國的現代社會感興趣。那時候我在北京住了四年了，正好遇到了很多非常重要的現象。比方說毛澤東的去世。正好今天是9月9號。9月9 號，76年我在北京，我剛入北京大學。因爲在北京大學我可以有很多很多感覺。我發現，我們的老師都非常的緊張。毛澤東去世之後他們就不知道，現在該怎麼說。我們的歷史老師，他都不知道對歷史應該有什麼觀點。比方說他開始對我們講秦始皇，我們都知道秦始皇和毛澤東有一種，一種關係吧。那麼他突然不知道秦始皇是一個肯定的人物，還是一個否定的人物。他就不知道怎麼講。我都覺的很奇怪。因爲這個人已經死了兩千多年，你到現在還不知道他是肯定還是否定，我當然又覺的奇怪，又覺的有點可笑。所以這些現象對我的那個，對中國的這種，可以說，對我可以說古古怪怪的現象。對引起我的注意和我的，就是，讓我的腦子開始思考問題，我們兩國文化爲什麼那麼不一樣？中國人爲什麼會這樣分析問題，我們會那樣分析問題。這個思考，我到現在，就是三十年之後還沒停，因爲這我想是一輩子的思考，你總是要想一想你自己的文化，爲什麼有這種選擇；對於那樣的文化的，爲什麼有那種選擇。

那麼，我一共在北京住了四年。我覺的這四年，對於我的整個生活都是有很大的影響。因爲我可以感覺到，這個二十世紀末的中國人的，當然我不能說所有的經歷，但是很多的經驗。比方說文化大革命這一部份。我看到這個最後的，期間最後的那種現象。以後是華國鋒時期，也是一個轉變的時期，然後是鄧小平上臺。但是對我來說影響最大的。當然是那個第一個北京之春。78年的冬天和79年的春天。那時候我還是，我才二十六歲，所以呀，我還比較天真吧。我突然發現有很多中國人要求民主。我很吃驚。因爲我在北京那時候已經三年，這三年之內，我沒有一次聽一箇中國人要求民主。他們好象都對這個中國共產黨，都是非常有，非常感興趣，非常有信心，非常忠於。所以突然發現有很多中國人，跟我們說話說的差不多。就是說，必須有個人的生活，必須有自由的工會，必須有這個政治制度的民主等等。我非常高興，因爲這個也是一個很天真的反應。可是我突然意識到，我們全世界的人其實都一樣的要求，都一樣有人權的問題，對他們的那個人，就跟我們的人權問題是一樣的。給了我一個非常大的鼓勵。我就想啊，這些人我真的要幫助，我要跟他們合作。而且我以爲，這個變化那麼大，不會再有什麼別的變故，就是往後退的現象。我也以爲，現在中國要很快的實行民主，所以你看我真的很天真。

我，78年到79年，就經常跟魏京生有見面的機會，而且我就幫助他翻譯，幫助他，陪他看一些外國記者等等。這個當然對於我也是有很大的影響。因爲，那個年青的中國人，是非常有魅力的一個人。他一開始說話大家都在聽，他是特別會講故事的，而且他的思考問題也是很尖銳的。所以我們那些外國記者，或者住在中國的那些外國人，都對他非常，又佩服他，又喜歡他了吧。我們覺的他很了不起。但是不光他是這樣，還有很多其他的人，像任畹町，像徐文立，像那個詩人芒柯，他們都參加，北島也參加。我突然就認識了一大堆，有非常大的天才的中國人。所以這個經驗就是我一輩子忘不了。我們那個冬天都非常忙，什麼寫文章啊，喊口號啊，什麼組織遊行。我那時候也認識了那個馬德生，王克汀，他們到現在還是很好的老朋友，那些藝術家，他們是要求藝術家的自由，表達的自由，什麼語言哪，言論哪等等的自由，都是好象他們正在發現一個新的世界，什麼都是新的。

但是發生了這個巨大的變化。就是從三月份開始，他們一個一個的被抓了。不光是被抓了，也是被判了，而且判的特別重。我得重複，我那時候我才二十幾歲，作爲一個人，判了十五年，對於我來說，是等於被判死刑。我認爲，我算一算，他出來的時候已經四十多歲，對我來說那時候四十多歲，那就已經老了快要死了。那現在我覺的四十歲很年輕啊，不一樣啊。等於說那時候我就覺的，哎呀，這真是，好象這個就到了地獄吧。我的所有的朋友都不在，都入了那些可怕的監獄。而且我們就是根本沒有辦法知道他們究竟怎麼樣，連他的妹妹，魏京生的妹妹，她經常去監獄，想跟他說話、見面，也沒有得到這個許可。所以，我心裏，哎！感到那麼難過。我就想，我在中國多呆這是不可能的。因爲我每次出去，每次到大街上，我就這個感覺好象總是有警察跟着我，我估計這大概是真的。他們可能正在想，還有沒有什麼民運份子跟她有聯繫？她是不是要幫助他們？又翻譯他們的文章？或者。我估計他們真是這麼想的。所以我就決定回國。

我是 1980年回國的，那麼回國之後呢，回法國，回法國之後呢，經常有一些記者、電視臺、廣播問我，你在北京的時候認識魏京生，認識那些民運人士，你能不能給我們講一下。所以我就慢慢的、也不是我決定的，但是慢慢的變成了這個中國民運的，也不能說代表人物，但是其實是作證的一個，這麼一個人物。這個事就是不是我來決定的，那時是情況來決定。但是後來呢，我就開始寫書，開始寫文章，寫的多一點兒，一是希望能得到這個魏京生和其他人的釋放，比方說徐文立，什麼任畹町他們，我們都要求他們釋放。所以我，我就，我就自己想，這些人被抓，我們怎麼要求他們的釋放，因爲這句話，我要求魏京生的釋放，你可以重複一次，兩次，十次，二十次，但是第一百次呢？你還說什麼？這不是新聞了！對不對？所以，你必須想一想，現在，我就提什麼問題，這個就強迫我多研究、多了解、多思考這個中國民主過程。我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真正的研究其他人的文章，其他人的思想，其他人的經驗。

那麼到了89民運的時候，有一大堆年青人又再要求民主與自由，反對腐敗，什麼什麼。但是跟當年完全不一樣，當年只有可以說幾十個人的要求。但是89年的時候，有幾千、萬的人的要求，好象整個中國都到大街上去遊行，要求民主，要求自由。這個對我們這個老一代吧，算是很大的鼓勵，就認爲我們當年要求民主是對的。因爲後來他們當然有很多人就開始思考，那麼中國需不需要民主，要不要繼續有共產黨制度這個變化，有民主不會影響大亂，這個大亂的問題，我知道中國人很怕亂。但是我們西方人也很怕中國亂，出來大亂。所以我們都在問自己，突然看，又有那麼多中國人要求民主，這個對我們是一種鼓舞吧！就是說他們真的是要求民主，我們真的是要繼續幫助他們搞民主。

但是89民運的時候呢，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就是很多年青人都要強調，我們跟魏京生是沒有什麼關係的，我們是不知道要什麼，不是搞政治，就是搞純粹的黨的原則，或者說這個那個。我就覺的很奇怪，他們怎麼要強調跟魏京生是沒有關係的？所以我開始，那個89之後，有很多年青人跑到法國來，我們就開始給他們做課吧。你們爲什麼要跟魏京生沒有關係呢？魏京生的要求跟你們是一樣的，而且表達的能力好象比你們稍爲強一點，所以我覺的你們應該向他學習。那奇怪的是，我就是，九十年代初，跟魏京生的妹妹又見了一次面。她那時候住在德國，也是經常跑到法國來申請就是那些政治家的幫助，希望比方說密特朗總統替魏京生呼籲等等。那奇怪的是，是我給她看她哥哥的著作，她過去沒看過魏京生的文章，其實那時候很少中國人看了。所以89之後呢，我就等於變成了那些年青的89民運的老師，給他們講中國民主之課，很奇怪呀！但是這個是一個歷史的現象。

中國歷史是這樣，每次發生什麼事件，這個事件必須有一個判斷，或者是肯定，或者是否定。如果是肯定，那麼就要重複的講什麼，1921年是共產黨的建立，那麼這個要經常講；49年是共產黨的勝利，那種勝利，那個毛澤東上臺等等，這個要講；但是說，比方說1958年，很多右派分子被送到那個勞改，他們的待遇怎麼樣，這個不講；然後1978年的那個民運的英雄，他們怎麼樣，這個不講；現在呢，1989年的這個中國的很大的民主運動，也不講了。所以，一代一代都不知道他們歷史的過去怎麼樣。只有我們在外國才知道。所以，現在我還是去做這個中國民運的課。有二十歲的中國人從中國出來的時候，到這兒他們都給我們說天安門沒有發生什麼事情，這是一種誣衊，沒有人死啊。我說，我認識丁子霖，我跟她經常說話、通信，我知道她的兒子去世了。他們開始不信，還要花好幾個月的耐心的說服的工作，不要讓他們生氣，不要給他們這個感覺，我在誣衊他們的政府，我在說一些壞話，要就慢慢的講吧，那麼過了幾個月之後，他們完全被說服，他們知道，他們知道歷史的事實，歷史的真面貌。

所以，我可以說，現在我還是做這個中國民主運動的這個歷史的證人吧！好象中國歷史總是要重複，又是一個放鬆的時間，然後又是一個鎮壓的時間，鎮壓時期就是比較長，然後新一代完全忘了過去的時期，發生了什麼，又是發生了什麼災難。這是很可惜，因爲中國的年青人就沒有這種思想的準備，而且不了解他們現在這個制度的真面貌，而且他們根本不了解這個中共政權怎麼會兇狠的鎮壓這個中國老百姓，根本沒有人道，根本沒有同情，根本沒有什麼，就是想一想，我們會不會選其它的辦法，我們會不會進行慢慢的教育，他們不考慮這些，只考慮鎮壓。人家死了，就說中國人那麼多，死了幾個問題不大。這種現象我們在西方就認爲是非常可怕，非常可怕。可惜的是，現在西方人越來越像中國人一樣，他們的記憶力很短，其實三十年是一個很短的時間，你不應該忘記的那麼快。

但是，忘記的原因跟中共的宣傳是有很大的關係，中共宣傳的工具是很強的，如果你天天說現在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現在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可以買自己的房子，可以買自己的汽車，他們還有很好的生活條件。當然我們這個國家還有一些缺點，但是這些缺點就是歷史的一種後果，我們要慢慢的改善這個缺點，那麼你不能不信，因爲你天天聽這個這個宣傳。所以我們這些政治家哪，他們當然主要關心的是法國、美國、德國的情況。所以關心中國，關心的比較表面，就聽中國的經濟發展那麼快，他們就覺的中國的很快的經濟發展會自然而然的帶來民主，我們呢？怎麼辦？我們就幫助中國的經濟提高，然後同時就在幫助這個中國的民主過程，不用做其它的。

我覺的這個分析是不對的。爲什麼是不對？因爲78年有中國人要求民主；89年有中國人要求民主；都得到了鎮壓。那麼現在2005年我們到了民主沒有？沒有！中國還是一個非常，就是強的制度，非常不尊敬中國老百姓的權力，而且你要說中國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當然一方面是真的，我覺的城市裏的很多人的生活水平是提高了，但是另一方面，我覺的中國人口可能三分之二還是很窮。三分之二，是一個很客觀的數字。所以我們還是爲了這個三分之二的又沒有權力、生活水平非常低、生活的條件也非常非常痛苦，我們還是爲了這些人去奮鬥。

我這個法國人爲什麼哦，要關心這個問題？我自己經常問我自己，爲什麼要關心這個問題？爲什麼我不要去做生意，或者做簡單的文學方面的翻譯，或者照顧我的孫子，或者什麼的。我覺的我們每個人就需要一個目標。你如果沒有目標，你的整個生活沒有任何方向，你會失去你自己心理的一種平衡。你沒有目標你就不知道你生活是爲了什麼，又不可能光爲了吃飯而生活，必須有一點兒高一點兒的目標。那麼，這個實踐實在很長啊，那，你三十年從事一個試驗，你也發現沒有很明顯的進步，你要問我現在中國比過去民主一點兒嗎？我很難回答。從一些方面，當然中國的生活有變化，但是，從另一些方面，比方說言論自由有沒有什麼明顯的變化，我覺的不那麼清楚。所以，我當然自己有時候會感到很很累、很疲勞，繼續翻譯這方面的文章，繼續講這些事。我自己想，我是不是變的老重複同樣的話？是不是有意思嗎？沒意思！但是我每次跟一些中國人見面，就是個別的中國人，不是所有的中國人，比方說韓東方，我跟他說幾分鐘，我發現他那麼全心全意的關心那些工人和工會的情況，那麼全心全意的替他們有那麼強的感情，我就有，可以說是一種無窮的佩服，這個無窮的佩服給我增加這個力量，繼續做這方面的工作。那麼，這種人很多，所以我，我可能就是因爲有這種中國的朋友，我能對他們有那麼大的佩服，我才可以繼續做這方面的工作。

我還可以提很多人的名字，當然魏京生，我最近還寫了他的傳記，魏京生就不用說了，他有名呀！但是有，就這一類的人，我幾乎每天都可以看的到，他們經常到我家裏來聊天。我昨天還跟蔡崇國聊天。蔡崇國也是我非常佩服的一個人。他從89年一直住在法國，就因爲上了那個黑名單，他就沒辦法回國。他父親去世的時候，有嚴重的病，他也沒辦法回到中國去。他心裏就非常痛苦，他三個月之內好象又老了十歲。這種就是流亡的生活。我對這種痛苦，我好象有很強的感情。我能猜出來他們的痛苦是什麼樣的一個痛苦：突然在一個莫名其妙的國家，就是根本不懂這個國家的語言、文化、習慣、傳統、要求，你突然必須住在這個國家裏。這個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我完全理解。所以我就願意幫助這些人，適應這個法國的生活，更好的了解我們西方的文化和習慣和好處吧！因爲西方文化有很多壞處也有很多好處，你先得看好處，然後壞處你就慢慢的克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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