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學生就業率持續四年走低

鑑於去年高校畢業生一次就業率低於五○%的不良成績單，中國政府禁止報導今年高校畢業生一次就業率，尤其是不得泄漏有關資料。筆者查遍所有的媒體，都無法見到一條關於大學畢業生就業率的報導，只能看到中國教育部與勞動部在媒體上各自表達的「決心」：一定要在今年九月一日以前，保證高校畢業生一次就業率達到七○%。按照中國政治文化，既然就業率成了有預期目標的「政治任務」，那就決無達不到目標的道理，否則烏紗帽難保。相信到了七月底，中國政府披露的一次就業率一定會達到或接近七○%這一目標。至於真實數字，則成爲「國家機密」，對外不公開。

必須說明的是，上述還只是中國國內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狀態，從海外留學歸來的（大陸稱之爲「海歸」）還不計在內。而「海歸」的貶值僅舉一例：近年來留學瑞士的中國留學生已經高達十萬人，據說該國每年每名留學生的學費與生活費高達三萬美元，所學專業集中於酒店管理與旅遊專業，四年下來共計花費十二萬美元，而回國後能夠謀到一份月薪爲二○○○元至三○○○元的工作就算是幸運兒。教育的高投入與低產出於此可見一斑。

不能說中國政府不著急，據他們自己反覆強調，他們一直將城市下崗工人、大學畢業生與農村過剩勞動力的就業當作最重要的政府工作來抓，不過既然就業難已經成了這三大社會羣體的普遍狀態，中國還有什麼羣體能夠輕而易舉地就業呢?

今年中國政府爲了安排大學生就業，可謂奇招迭出。一是讓軍隊大量招募大學畢業生入伍，許諾各種優惠條件，比如在部隊服役時立二等功（有的軍區放寬至三等功）者，退役後可保送研究生，並每年給予六○○○元人民幣獎學金等；二是逼迫高較教師利用各種人際關係爲畢業生找工作，比如河南科技大學就將學生就業率與教師收入掛起鉤來，達不到標準要扣教師工資；三是規定高等學校必須公佈本校就業率，並將就業率與招生指標直接掛鉤。遼寧省率先實行這一制度，規定從今年開始，遼寧省將定期在全省高校開展畢業生就業工作評估，評估結果要作爲高較專業設置和結構調整的主要依據，對評定爲不合格或就業率過低的高較、專業，將根據情況減少招生數量或限制招生。四是用政治動員的方式，要求學生們到中國的西部工作。多年來飽受失業人數過多之苦的遼寧省又率先行動，由省政府頒佈了一個《關於實施二○○四年大學生志願服務遼西北計劃通知》，規定由省政府拿出錢來，實行「一村一名大學生計劃」，每名大學生到遼寧本省的西北窮困地區服務期間，每年一人補助一萬元人民幣，主要從事鄉鎮（村）的教育、衛生、農技、扶貧等方面的志願服務工作，也可兼職擔任所在鄉鎮團委副書記、中小學副校長、鄉鎮醫院副院長及其他方面的管理工作 —— 但筆者須指出的是：這是個計劃，而計劃主要功能是上報給上級政府，比如給中央政府看的，能否落實，列計劃時無須考慮，一般來說，上級政府也不會來檢查計劃執行情況。五是報導女大學生志願當專職家庭主婦的消息，據報導稱有二○％的女生「自願不就業」，選擇在家做家庭主婦。

與此同時中國媒體也大造輿論，指稱中國人認爲大學畢業就能夠就業是個思想誤區，必須糾正。因爲據「國際經驗」，大學畢業生不工作是正常狀態。只是這些報導並未指出這是哪些國家的經驗。

不知道那些堅持中國現在已經全面市場化的中國專家們，從這條消息中能夠讀出市場化的資訊來否？

* 從數字看畸形教育現狀

一、公共教育經費居世界上最低。據中國自稱，二○○○年中國的教育經費佔全國GDP的二．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年鑑提供的資料僅爲二％），比一九八○年的二．五％下降了○．二個百分點，低於世界各國的平均水平（五．一％），更是遠低於臺灣近十餘年高達六％以上的水平。根據聯合國的批評，這個數字僅僅是聯合國所建議的三分之一；而且政府公共預算只佔教育總經費的五三％，剩下的四七％則要求家長或其他來源去填補。

二、前現代化農業社會的國民受教育程度：中國政府定的脫盲（即非文盲）標準是：城鎮居民識二○○○個漢字，農民識一五○○個漢字，能夠看懂淺顯通俗的報刊、文章，能夠記簡單的帳目，能夠書寫簡單的應用文。即使以這一低標準衡量，據二○○○年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成人文盲（十五歲以上）數量還高達八五○○萬，成人文盲率也還有八．七二％，此外還有一億半文盲 —— 筆者在此還得指出一個讓中國政府不痛快的事實：中國報刊上常用漢字高達八○○○個以上，按中國政府欽定的脫盲標準，上述非文盲既無法讀報，更無法接受任何稍微複雜一些的技術訓練。

三、城鄉居民的低收入與高等教育的昂貴收費。（見表）

五、在校貧困大學生比例偏高。近年來，由於「教育產業化」政策的推行，不少中國家庭無法支付日益昂貴的學費，貧困大學生數量增大，成了高等教育中一道讓人感到悲哀的風景線。據調查，在北京大學、清華、復旦這類一流學校中，貧困大學生（每月伙食費一五○元人民幣）比例爲一五％；而在普通高校中，則高達三○％以上。這些學生因長期吃不飽飯而營養嚴重不良。在就業機會稀缺的中國，不少大學生被迫賣血、求乞，女大學生被迫賣淫。作家何建明經過兩年多調查，寫了一本反映貧困大學生羣體的報告文學《落淚是金》，裏面記述的悲慘故事催人淚下，筆者讀後數日鬱郁。另一位名叫陳杰人的記者去年五月二十二日發表了一篇（女大學生賣淫調查），引起當局震怒，受到懲罰，刊登該報導的《青年參考》雜誌主編被撤職。

現在還需要回答一個問題：爲什麼教育賠本，在大學教育這條獨木橋上走的人還越來越多？

* 知識型勞力嚴重過剩的原因何在？

中國的「知識型勞動力過剩」現象不會是一個短期現象。由於中國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且農村經濟凋敝，大量低素質勞力過剩。而城市的勞動力市場則被分割爲正規部門（又稱現代部門）和非正規部門（傳統部門）。這裏的所謂「正規部門」是指那些工資報酬和福利待遇比較高、工作比較穩定的大公司和政府部門，就業機會通常非常有限;「非正規部門」是指工作沒有保障、報酬低且不穩定的一些個體小企業和臨時性工作機會，低素質勞動力往往只能在非正規部門如礦山、建築業尋找低薪而辛苦的工作。而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者一般不願意考慮在非正規部門就業，尤其是家庭經濟狀況較好的人，由於沒有生存壓力，有可能花費較長時間在正規部門裏尋找就業機會。近年來，中國高等教育擴張過快，向社會供給的知識型勞動力越來越多，與此同時，現代部門又未能同步提供就業機會，結果必然出現「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

在中國，「知識型勞力過剩」既是教育深化的結果，同時也刺激教育的過度擴張。在九○年代前期，中國的失業者主要是文化程度較低的人，父母爲了避免子女成年後面臨失業的風險，往往傾囊而出，讓子女接受更多的教育。而到了九○年代中期，中專畢業的勞動力也難以找到工作，家長被迫使支援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家長和學生的「理性選擇」在宏觀上卻產生了一個非理性的結局：大學本科畢業生的就業率越低，願意在大學本科教育上大量投資的人反而越多，這就是沒有任何出路的農家子弟今年報考人數反而上升的原因；反過來，這又刺激了大學的持續膨脹，導致大學畢業生的就業率進一步下降。這種結局一方面意味著「知識型勞力過剩」現象在中國將會長期存在，另一方面又表明大學教育的過度擴張造成了對勞動力的「過度教育」。

教育的過度發展與「知識型勞動力過剩」的互動必然造成教育資源的配置不當和投資效率低下。一方面，受過相當教育的知識型勞動者處在閒置和半閒置狀態中，這是人力資源的嚴重浪費；另一方面，教育的過度發展又虛耗了產業發展所必須的物質資源。一個國家的人力資本投資應與其國情相適應，並非在任何條件下都是教育投資越多越好。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是否出現「知識型勞動力過剩」現象，也是檢驗一個發展中國家現代化進展程度的標誌，無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達到什麼水平，少數都市的發達程度有多高，只要存在著「知識型勞動力過剩」現象，就說明這個國家的現代化過程可能陷入了瓶頸。

上述分析展示了一幅奇怪的圖景：中國目前人口總體受教育程度偏低，文盲半文盲率偏高；公共教育經費投入遠低於經濟增長速度（世界各國是公共教育經費投入增長速度高於經濟增長速度）；國民收入偏低，而教育產品的消費偏高，遠遠超過了一般家庭承受能力，成爲中國人消費的奢侈品；號稱迅速發展的中國經濟，卻消化不了高素質勞動力，導致中國在文盲率半文盲率偏高的情形下，過早出現了知識型勞力過剩的問題。而政府能夠想得出的解決辦法．居然是在吃財政飯的人員過多（一／廿八人，即二十八個人供養一個官員，個別地方甚至達到了空前的一／九人，如陝西省黃龍縣是九個農民供養一個幹部）的情況下，還要推出「一村一個大學生」這種飲鴆止渴的辦法。

教育是一個國家的末來，凡考察一個國家的未來發展前景，最重要的指標之一就是國民教育。綜合上述資料，可以斷言，中國的教育有病，病根則在於中國的經濟與政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