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下午兩點，高士功照常去上中班。許多小青年上班來點個卯就沒影了，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是去天安門了。北京城這兩個月火紅的日子，就像是人民的盛大節日，有哪個不動心，哪個不神往？高士功是黨員班長，習慣了以身做則，別人儘可以溜號，他卻不能走也不想走。吃晚飯的時候，廠內大喇叭裏廣播市政府公告，要「市民呆在家裏，別出門」。老高心裏有點打鼓，他是不放心家裏十六七、二十出頭的三個大禿小子。老高家住呼家樓，頭些日子他在家門口看到了市民攔截戒嚴部隊的油罐子車，雙方也沒咋著。入伍幾年的「擁軍愛民」教育，又使老高確信軍隊不會動「真傢伙」。一九七六年「四五」運動時，北京第一機床廠出動的工人民兵，棒子都沒拿，就把「暴徒」架離了天安門廣場，還立了集體二等功。後來，「四五運動」案翻過來了，弄得立功的人灰頭土臉，成了大夥兒的笑料。

晚十點高士功下班，一出廠門就覺得街上氣氛不對。機床廠出門就是建外大街，直達長安街，素稱「中華第一街」。街上佈滿路障，到處都是人；有說戒嚴部隊一輛裝甲車強行突進壓死人了，裝甲車在建國門橋上還挑翻了部隊自己的一輛帶棚卡車。高士功心中惦著孩子，趕緊騎車回家。到家一看，仨禿小子少了一個，不用說，準是去了天安門。老高回身蹬車就往長安街騎，去找孩子。

高士功剛過北京飯店就聽到了槍聲，此時到處都是人流，有退的有進的，還有的喊發射橡皮子彈了。槍子是從西邊打來的，又一陣槍聲響起，有人中彈倒下，老高轉臉一看，動真槍實彈了！高士功驚訝得「啊」了一聲，說時遲那時快，就在老高張開嘴「啊」的瞬間，一粒子彈從老高臉頰洞穿而過，自左臉頰打進右臉頰穿出，鮮血頓時流了下來。驚悸中的老高捂著傷口不顧一切地隨著人流奔逃，只恨自己入伍乾的是伙頭兵，從沒學過緊急撤退時的戰術戰法。

六四大屠殺過後，凡是外傷的住院者，都要經公安部門的逐個審查，以清查「暴徒」。高士功住進了北京醫院。據醫生講，多虧高士功「啊」了一聲，張圓了嘴巴讓子彈在薄薄的雙頰順利穿過，否則下巴就會被打爛；蒼天有眼，真是不幸中的萬幸。臨出院受公安審查、提問，單位給老高說好話：「這個老工人，歷史太簡單，是個老黨員，思想很平凡。進廠學徒，徵兵入伍，復員回廠。幹在一線，沒離開過大刨床。從不多說多道，人也太老實」。精明的公安一問話立馬就看出這是個「三腳踹不出一個屁的主兒」，放他去了。不過高士功得自負醫藥費，單位不管。上邊有指示，沒有「誤傷」這麼一說，「誰叫你上街趕著找著挨槍子來的」，還給領導添麻煩，以示懲戒。

高士功傷愈後第一次照鏡子就呆住了。臉蛋上一邊是「棗核」，一邊是「渦旋」，一顆子彈「巧奪天功」，竟成就了兩旋糾結對稱的酒窩，近看是驚奇的笑意，遠看是深深的笑靨；鏡子裏的人衝著自己只有一個表情：笑、笑、笑。掙不脫，抹不去，做不掉；一幅凝固的、強迫的、永久的笑。臉是表達感情的，他的臉將只顯示一種感情。笑是人世間多美好的感情，而他的笑並非心聲，卻是苦澀、痛心、羞恥、不堪回首。他用雙手捂住那兩個人造的酒窩，還原爹媽給的天然臉，依舊平實、誠摯；放下手，素面朝天已永劫不復。

生活中的麻煩接踵而至。他的家人，老伴、兒子，再也不會面對他笑了。因爲笑已成了他們全家的大忌，成了家庭最深的傷痕。高士功走在大街上，常有素不相識的行人衝他巧笑，因爲行人以爲他在向人家討笑，投桃報李。鄰居的孩子喊他：「高伯伯」，總不忘帶上一句「高伯伯老笑」！單位裏的同事、徒弟，遠遠望見他便會條件反射地向他微笑；五千人的大廠每個角落都流傳著他被戒嚴部隊的子彈打成兩個酒窩、一幅笑臉的笑話。他去飯廳打飯，感覺到被人指指點點，彷佛有許多人禁不住偷偷地啞然失笑。他因臉上僵硬的笑而被無數的嘲笑、冷笑、暗笑包圍著，這無數的笑如萬箭攢心，令他心神疲憊、沮喪、尊嚴掃地。他辭去了班長，只是拚命地幹活，話更少了。

有笑的日子是漫長的。高士功再也不照鏡子了，他懷疑身邊所有的笑，怕成爲別人的笑料；笑，成了生活中無法控制的永久的威脅。他連發怒也做不成，因爲臉上只有一種固定的表情。他開始羨慕那些破相的人，甚麼刀疤、抓痕、縫合鉤，隨便烙在臉上甚麼地方，也不影響表情達意，也能抒發七情六慾，有笑意就會呈現，有憤怒就能張揚。他感覺自己是孤獨世界的人，幸福的來源已被破壞，感情已被埋葬。秋冬季節，他常常戴著大口罩，臉不示人。他盼著退休，躲避塵世。

高士功退休了。高士功有了孫子。當他第一次抱起孫子時，老淚縱橫，全家人都知道當爺爺的心裏在笑。可是他臉上的笑紋肌已經被戒嚴部隊罪惡的子彈摧毀了，凝固了，他已經永遠不會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