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八九“六四”之时，我仅是身居重庆偏远山区的六岁龄童，身边言语颇多，却不知其详。其后，经与北京等地民工、市民的交谈，经对民间资料、海外资料的搜集，并经同郑贻春、张林、杨天水、杨春光等89民运人士的采访和交流，方可得知其中真相。血泪之间啊，仿佛精神逆转！值此“六四”十五周年之际，我特以源自访谈、网络或民间渠道的如下“大陆回忆录”作为公祭之物，以北京为重点，兼及广西、辽宁、陕西、天津等地，令时空穿越十五年，重新回到我们的八九“六四”。

北京

一、市民

（一）6月4日零点，我从胡同中绕到复兴门立交桥与南礼士路之间的长安街上。这时军队已经过去，其尾部在复兴门立交桥。远远看到一辆装甲车停在桥头。突然，这辆装甲车向我们这边移动并开枪扫射，我头上的树叶被扫得哗哗响。我和其它的人往胡同里疯跑。跑了一会儿，身后的枪声停了，我们又回到长安街上。大约零点10分，我看到一个骑摩托车的人带著一个手捂肚子，肚子上流著血的人从我面前慢慢开过。大概是肚子中弹了。几分钟后，一辆平板三轮上躺著一个胳膊上的肉被打翻开一大块的人过去。又过了一会，另一辆平板三轮拉著两个躺著不动的人过去。6月4日凌晨1点，我骑车又回到木樨地。在木樨地交叉口中处，我看到八大滩血浆。每滩血浆直径在一米左右。这血浆是血和肉的混合物，稠糊糊的像肉酱，不凝固。我看像炸子儿炸出来的。另外，从路口向西有一条约三十米长的血道。血道在路口处约有三米宽，向西逐渐变窄。血道上的血已经凝固变黑。路口中有一辆军车被烧毁。──王晓明（原北京市民）

（二）实际上天安门广场西边约三四公里处的木樨地是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事情的热点地区，如：向天安门广场挺进的第一梯队的军队是在木樨地首先向人民群众开枪的，木樨地是群众伤亡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中央军委派要员乘直升机亲临部队上空命令部队向人民群众开枪是发生在木樨地；第二梯队中的一支部队是在木樨地发生哗变，对抗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木樨地被烧毁的军车最多，军队损失最大；军队向木樨地的部长楼开枪造成人员伤亡而导致老干部们的强烈反响；军队从6月4日到6日派装甲车在木樨地不断向路边群众及建筑开枪造成群众伤亡，以至在铁道部值班的铁路总调度在办公室被枪击身亡而震动中央；军队在木樨地导演了一场愚弄群众的丑剧并编制出第一部群众拥护军队“平暴”的电视新闻等等。我当时住在木樨地，亲眼目睹了上述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林彬（原北京市民）

（三）我为什么说六四的事我清楚呢？因为第一枪就是在我家旁边开的。6月3号晚上，我们刚把女儿从幼儿园接回家不久，就觉得外面的气氛不对头。大概在6、7点左右，我就听到了一声清晰的枪声。那时可能是对天放枪。我紧张地对我先生说：“开枪了！”他说：“不可能！政府绝对不可能开枪的！”说著他就说要到外面看看。没过多久他回来说人太多了，他挤不过去。后来我们就在恐惧中度过了一晚，晚上多次听到枪声。直到6月5号我们才敢到街上看看。哎呀，太惨了。我看到大马路上有被坦克车轧出的整个的一个人的人型，整一个肉饼。后来听说其它地方被轧死的人还多。有的坦克因为速度太快都冲到马路崖子上去了。还有好多车在路边翻著，有的在冒著烟，还有的断胳膊断腿就在马路旁边搁著，有的还是焦的。那些当兵的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他们一批一批地是从各边远地区调进北京的。他们自己其实很害怕。我看到有好多是新兵，他们端著枪，那手都是抖的，眼里充满了惊恐。──hallmaster（网民，原北京市民）

（四）那个不眠之夜，像鞭炮响亮密集，响彻十里长街，持续到黎明的枪声，伴随急救车的呜呜鸣叫，还有从胡同口骑飞车回来的市民的愤怒的叫喊：“法西斯！”还有夜半家里突然响起的敲门声，来人进门后嘤嘤的哭声。那时的北京是真实的北京，那时的北京人也是最真实，最可爱，却最具理想主义的北京人。不论是绝食团成员，还是免费给学生送冷饮的小贩；不论是拦住军车，苦口婆心“和当兵的讲理”的老太太，还是宣布为不给学生添麻烦而“罢偷”的小偷；不论是死难者，还是枪林弹雨里运送伤员的“板儿爷”；不论是次日用悲恸的口吻播放新闻的播音员，还是当晚拍下历史见证的勇士；不论是从午夜坚持战斗到最后一息的，赤手空拳奋勇阻挡军队的“暴徒”，还是仍在努力为他们伸冤的生者；不论是不幸身陷囹痦的阶下囚，还是逃离魔掌远走异国他乡的流亡客；……。我衷心地为他们祈祷，因为他们是北京的良心，更是中国的良心。──北极驯鹿 （网民，原北京市民）

（五）当时，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被称之为人民解放军的士兵们会向百姓开枪，而且朝死里打。要知道：他们后来可都是用的炸子啊！那玩艺一旦进入人的身体，就会立刻开花，溃烂一片，无法救治。记得当时的好多医护人员面对如此“现象”都伤心得不得了，他们只得痛哭著眼睁睁望著被子弹打伤的“病人”一个个由于失血过多而最后死去。我尤其忘不了6月5日上午当走到西单十字路口附近时见到的一名从广场逃出来的大学生，当人们纷纷告诉他“快走吧！快离开北京！”时，他已经变傻了，只呆呆地坐在马路崖子上，眼珠子一动不动。不用说，这表明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致使脑神经发生了某种“化学”反应。──圣兆（网民，原北京市民）

（六）这次大屠杀大概有几千人被打死，几千人被打伤。他们都死在各路解放军进城的路上。死伤的几千人绝大多数是北京的平民百姓，其中学生只占了极少数。解放军战士们向两边围观的市民疯狂扫射。我的朋友至今还收藏著一粒从地铁站墙上拿下来的弹头。六四后我有事到过北京协和医院。8楼一层的地下通道内就堆放著近30具尸体，尸水从下边往外流并冒著臭气。7日早晨才有人在建临时冷库用于存尸。在病房间的通道里还住著70～80个伤员。后来有人传来消息说解放军要搜查北京的医院，要杀人灭口，于是伤员们互相挽扶著，也有人躺在外面来的三轮平板车上四散而逃。那场面惨不忍睹。──树林（网民，原北京市民）

二、学生

（一）随著越来越惊恐的人流，我的思绪回到了血腥的现实之中。冒著密集的枪声与坦克的咆哮我狼狈地逃离了广场一带，我的同学们也生死不明。这是一场比真正的战争更为冷酷的屠杀，因为人们手中没有任何可以用作自卫的武器，除了逃命就是死亡。当我逃回家时母亲正在哭泣，父亲竟开口说：“赶快逃命去吧，既然已经开了枪，性质就完全变了。”我立刻骑上自行车，穿小道一口气跑到了一百公里以外的远亲家。两个多月后母亲终于来电话说我可以回家了，因为我已经被开除了军籍和学籍，就是说我已经什么都不是了。于是我立刻就回到了家。可是事情并没有完，作为六四“动乱份子”的我根本找不到工作，连个体户也不敢用我们，学校更是将我们拒之门外。当初与我同去广场的同学此时都有了下落：一个进了精神病院成了疯子，两个谴回原籍当了农夫。──吴为（原北京某军校学生）

（二）6月3日下午，我们各大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隐隐感到了不安，我们的情绪也越来越脆弱。我们相互劝慰著，我们不要怕，我们是为祖国好的。我们写宣传稿坐在卡车上到前门一带转，广播给大众听，希望市民前来广场支持学生。我们也相互传递一些毛巾口罩防催泪弹用。“军车来了！”“开枪了！”“工人纠查队的摩托车队出发！”我被我的好朋友用绳镖从人群中拉出来就跑（他是北京武术队的）。我跑得快晕了，这时可能是在长安街上，那时街上有市民挡军车的路障，我跑不动了就坐在那上面。这时有一群民众围上来问是不是从广场跑出来的学生，我点点头，大家就问什么情况，我讲：“开枪了，死人了。”──蔡小红（原北京某大学学生）

（三）当年流传的徐勤先抗命不遵，其实并不确切。徐勤先在六四发布镇压令的时候确实住在医院，并非其称病，而是确实在指挥训练中扭伤脚踝。当中央军委命令其赴总参接受命令时，他完全可以称病不出，派38军参谋长去，但他还是去了。在镇压命令下达后，他当场表示了不同意见，总参警告他不能抗命，他当即称只是按照程序表达意见，并未打算抗命，并表示立即回部队部署执行命令。但在当时请况下，总参已绝不可能再让其离开，立刻将其武器缴下软禁起来。──六四事件亲历者（原北京某大学二年级学生）

三、军人

（一）我的许多战友或同事在十五年前牺牲了，他们也是“弱者”或“难友”。应当使那些还活著的人，给死去的人留块地方，至少在人们心里永远不会磨灭对六四的记忆。“千山痛哭哭一代精英英年早逝，万水悲哀哀民族之魂魂魄永存”，横批：“欲哭无泪”；“华夏痛悼悼念六四英灵灵魂不死，九州风云云涌民主波涛涛声依旧”；“位卑未敢忘忧愁忧国忧民，权重那惧毁黎民民脂民膏”。这些对联是我在十五年前从广场回来，在北京师范大学门前看到的。我一直保存了十五年。──莫端（原中国PLA大校）

（二）南苑机场是整个戒严部队的大本营。最早到京的是38军，最晚到的是我们军（12军），6月4日到的。本来5月20日我们军就到了，但因保密不严，整个驻X部队的营房都被X市的高等院校（连中专也在内）的学生所围，所有通往铁路和机场的交通要道都被学生所阻。这次戒严部队共有11个军，10多万人。我们是7月18号乘火车离开北京的。有好几个将官来给我们送行，并和我们车箱的官兵一一握手。当时也不知是什么心情。其中有一个是中央军委的，也不知是什么来头，因除到我们客车车厢来外，闷罐车厢都没去。铁路沿途整个都被武装力量所封锁，安全措施是国家元首级。──XR（匿名者，原解放军军人）

广西

六四爆发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未受民主思想启蒙的愣头青，一个对我党的伟光正不愿置疑、仍抱热望的小小团干部，只不过出于对官倒、腐败现象的痛恨，下意识地站在学生这一边。当「开枪了」的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我和几个要好的诗友都哭了，为英勇的学生，为无辜的平民，为夭折的学生运动，为多灾多难的祖国，也为我们自己。党的形像在我们心中一落千丈。国家的前景在我们眼前一片灰黯。一位长者的女婿是奉命入京平叛部队的小军官。该长者愤怒地对我们说：「学生千错万错，也无死罪。他如果敢对学生放一枪，从此就不再是我的女婿！」六四是一道闪电，劈开了我的混沌和愚昧，给了我和许多人一双分清真假善恶的火眼金晴。从此，任何堂皇的冠冕、美丽的腔调、动听的口号，都无法掩饰丑陋血腥的面。──余樟法（东海一枭，政论家、诗人）　　　

■辽宁

六四之后，在各高校开展了洗脑似的表态运动，我所在的大学也不例外。一次，在我们教研室的一个表态会上，一些教师说，只有再杀一些人，社会主义江山才能万年长。也有的表态说，自己认识不清，两个多月来相信了学生，通过学习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文件，觉悟提高了。我当时也表了态，我对二十多个同事们说：「明明是大屠杀，怎么叫做平息反革命暴乱呢？这种弥天大谎傻子都看得出来，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怎么就看不出来呢？怎么就非得跟狗尿台的金銮殿保持流氓和土匪的一致呢？杀人是共产党的本质，六四也不例外。除了镇压，还是镇压；除了极权，还是极权。中国人民难道就只配在极权主义专制下苟延残喘吗？难道我们非得活该倒楣，才能证明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吗？这个残暴的杀人政权，不但是非法的，更是与人类文明相敌对的，是野蛮而无耻的。我不但反对所谓的平息反革命暴乱，而且还要抗议这种人类历史上极端无耻的屠夫之举；我不但要反对六四大屠杀事件，而且还要反对造成这种人类巨大灾难的一切不是人的人和一切罪恶制度！」我所讲的话，被在场的一个日语教师做了全部记录，并把记录报告给我所在大学的党委，其结果就是：我被大会小会地批判，并把我从教学岗位调离到图书馆，使我不能直接面对学生。──郑贻春（政论家、诗人，原东北89民运领导者之一）

■陕西

我在不安中度过了漫长的一周。6月12日，西安的大逮捕也开始了。我被列入逮捕名单。第二天，我带著女友逃出了恐怖笼罩的城市。1989年12月底，因女友在逃亡途中生病，我不得不护送她回西安。几天后，夏之蕾的同学几经周折找到我，带给我夏之蕾去世的噩耗。「阿明，我受夏之蕾临终之托，将几件遗物转交给你。几个多月来我南下北上，找得你好苦，现在总算可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了。」临终？遗物？谁临终？谁的遗物？我只觉得一股热血冲上脑门，眼前变得昏暗起来。我抓住来人的肩膀，歇斯底里地吼道：「你他妈的胡说什么？」「阿明，你冷静点。」他挣脱我的手，「夏之蕾已于6月4日□晨为民主献身！」「献身了？之蕾献身了？不！你他妈不要开这样的玩笑！」我挥舞著拳头，恨不得将全世界砸烂。──张明（原西安某大学学生）

■天津

「4*26」社论以后，风向大变，学校开始阻止我们的游行，学生们罢课了，没有课上。家长纷纷写信劝阻我们上街，离得近的家长甚至到学校来，把同学们拽回家去。校方和老师成为我们的直接对立面。那时的我接受不了4月25日还到广场慰问我们的辅导员，4月26日突然就把我们定义为「不良分子」。系里的辅导员叫我带头劝阻同学们不要游行示威，而我思想根本转不弯来，甚至痛恨这些成年人的反复无常，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系办公室，我当场就和系副主任顶撞起来。5月底，我和几个同学买到了返乡的车票，回到了家乡。在温暖的家乡我错过了最紧张的6月4日──那个历史镌刻的日子，成为我终生的遗憾。──看看再说（网民，原天津某经济院校学生）

■其他

（一）记得那时空气中弥漫著一种陌生的骚动、兴奋与希望，我周围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援学生，人们脸上的不安掩盖不住内心的期待。就连在同学眼里保守的校领导，在我市高校举行游行、声援北京学运那天，竟然破例放我们一天假，鼓励我们去感受这历史的一页。我骑著自行车跟在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旁，感觉很新奇，好像电影里的情节。大学生们举著旗帜，打著横幅，时而齐声喊著口号，表情郑重而严肃。可是六四之后，成千上万人的命运从此改变：有的一步登天当上最高统治者；有的却跌落宝座遭到软禁；有的身陷牢笼；有的被迫远走异国他乡；更有成百上千人丧生或致残。悲剧，无可否认的悲剧，无论是对老百姓，还是对统治者。──铮言（网民，原大陆某城市大学学生）

（二）进到班里，一起组织捐款的一个女生走到我跟前，急切地告诉我：「你们去不了北京了。北京戒严了。」说完她就趴在桌子上哭了。对我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戒严是什么概念？我的想像是：到处都是当兵的，北京被封锁了，进不去也出不来。我们只能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消息，每天晚上，学校门口小卖部都挤满了学生，因为那里有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假如我去了北京，很可能我的热血会在运动中沸腾，很可能我留在北京，留在广场，很可能我不能再回家，很可能每年此刻心碎的是我的亲人。六四之后，我的很多同龄人之后不再相信有是有非，有正义有邪恶，我不认同，但是能理解。后来，上几届的学生里有一些人被抓走了，我认识两个关了一两年监狱的，其中一个绝口不谈六四，从不提这个话题。据说后来他出国了。还有学校的职工，也有被抓的，判得普遍比学生重。──九喻（网民，原大陆某城市高中三年级学生）

（三） 6月4日早晨，我被大喇叭吵醒。是那位研究生的收音机在播放美国之音或者是BBC。马上知道出大事了。我躺床上听，隐约听到「开枪」、「血洗」等字眼。赶紧穿衣下床，跑到宿舍外面。楼道里已经聚集了不少人，都在静静地听那喇叭的广播。消息很多也很乱，耳朵里只听见哪个地方「军队强行推进，开枪扫射，市民伤亡惨重」，再哪个地方「坦克横冲直撞，许多人被轧死」，而后「天安门广场被军队包围之后，关掉所有灯光，强行清场」，还有记者现场录制的枪声和人声。很快，学校广播站的大喇叭也打开了，有人声嘶力竭地喊：「共产党撕下了最后一点伪装，露出了狰狞的面目！人民的军队向人民开枪了！无数的学生倒在血泊之中！同学们，我们不要这样的政府！」这天的游行应该是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不用组织，几乎所有还在学校的学生都冲出了学校。还有许多青年老师。汇合著其他学校的队伍，浩浩荡荡地冲入市区。走进市区，只见满大街都是人群，簇拥著学生的队伍。学生都激愤的样子，唱歌、喊口号，喉咙都嘶哑了。每隔一段，就有学生在演讲。讲学生的正义，讲共产党的残暴，号召大家起来反对共产党，推翻现政府。──雨声（网民，原大陆某城市大学一年级学生）

简介：杨银波，原籍中国重庆，系中国大陆作家、社会活动者，国际笔会中国分会（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主办《百年斗志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