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说，毛泽东有错也有功，对毛有感情，要尊敬毛……难道对毛泽东也要搞“三七开”？孟子称，不能把纣当作君主看待，纣乃“贱贼之人，谓之‘一夫’。”毛是古今中外罕有之独夫民贼，纣比之不过小巫见大巫而已。孔子曰：“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一人贪戾，一国作乱。”说的是一国之人跟着暴君行暴，胡作非为。毛暴政多年，每个过来国民难道不当反省自己当年的所做所为吗？实在说，“反右”、“大跃进”、“文革”，毛泽东已明白无误是我中华亘古以来之奇耻大辱！

“大纪元”终于以铁肩担起道义、以妙手著出文章。细观之后，一吐我二十多年之闷气，几回掩卷，拍手叫绝。《九评》列举了中共过去种种劣绩暴行，若这些是千年之前的陈迹，当以历史介绍、历史研究待之。然而这些都是昨天和今天活生生的事实，中华民族仍在其中蹒跚、趔趄、挣扎。从《九评》之一即述及党性、人性──国民性，至压轴作《九评》之九谈及“国家流氓化”，结语更语重心长地强调“我们民族的道德资源和优秀文化传统，已几乎被破坏殆尽”以及“民族重生”的问题。

关于国民性，现举数例窥之：

我祖父、外祖父是清末现代大学生，祖父亲手建立了邯郸现代中、小学，并掌门数十年。外祖父也为邯郸等地现代教育贡献了几十年。抗日时，中共高官宋任穷、解学恭曾极力拉拢他们。谁曾想，60年代后，他们在邯郸农村的后代竟全被剥夺受初中教育的权利，即政策规定农村的地、富子孙不准上初中。怎能想象，我们民族竟会作出这样没有天良的无赖行径。

一乡里人因染梅毒而奄奄一息，祖父与他非亲非故，买药延医救其一命。土改时，此人作为农会主席，极尽荼毒之能事。文革时，又掰指盘算冀某之子孙快该遣送回乡了，某某应当遣送回来，这真是趁文革灾而乐乡人祸。共产党可算给了他人性泯灭、不知羞耻的机会。

这里犯相隐之忌谈一下隐私。我父亲经历了冀南整风。住地架着机枪，戒备森严，气氛萧杀。父亲作为军队在三个县的敌工站负责人之一，整风时经不住各方面折磨，自认是叛徒，且咬了多人是叛徒特务。以后多次运动，昔日生死战友、救命恩人，都是互咬互掐，而中共体制则鼓励、逼迫造成这种寡廉鲜耻。文革中，上百人成了叛徒、特务，当年整风咬人、整人有术，而后来官至“全国供销总社”的部级干部李某也自杀，其他大小官员纷纷自杀、致残、疯、病。文革后，这些人又为共同利益串供，改写历史，因为这时中共需要平反消怨，需要对自身抗日史歌功颂德。

文革时我不过二年纪小学生，自叹生逢盛世却不幸降生于叛徒之家，不能理直气壮保卫毛主席，砸烂旧世界。当“复课闹革命”时，一次批斗会，同年纪郭姓同学跳起来，将年近60的李姓女教师打个乌眼青。此情此景，自己居然叹自己命不济，“不准革命”，不能“痛快痛快”。在共产党教育下，是非颠倒，人性毒恶，于此可见一斑。

其实，欲害人的我，地地道道受惯了欺负。因是地主、叛徒出身，不仅出身好的孩子任意凌辱我，只要出身比叛徒强的孩子都可以对我“专政”一番。我是任骂、任打、任欺，觉得自己出身不好，活该，要恨，也得恨自己父亲、祖父。当然，有时也稍露“不臣不轨”之拳艺，遂为一顿“无产阶级义愤”的太平拳收拾得心服口服。面对我的丧家之犬态，父母反义正辞严地大声怒斥：“该！搞反革命报复，该！”

《九评》之九有一段：“你相信科学吗？它就说法轮功是迷信；……法轮功讲真善忍，它就说你不真、不善、不忍。”我在海外听不到中共的宣传，但我却有着与中共同样的想法，可见我的中共思维定式何等需要清除。

《九评》说中共把“国家流氓化”了，有些人觉得不舒服，我看是笔下留情了，应当是“国民流氓化”、“国民寡廉鲜耻化”、“国民共党化”。《九评》希望中国人“从生命中清除中共灌输的一切邪说”，指出“复生我们的人性和良知，是平顺过渡非共产党社会的必经之路”，本人举双手赞同。

“欲取鸣琴弹，恨无知音赏”（孟浩然）。“大纪元”吹起《九评》号角，这里的“恨”是叹“谁解其中味”；是叹中华民族为何不快快觉醒；这里“恨”是盼越来越多中华儿女为其知音；当然也是“恨”其号角清音不能自由地广传故国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