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邪灵的真正关注

　　无庸置疑，《九评》基于历史和现实之上的客观态度和严正冷峻的理性评析，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不同凡响之处，我认为首先在于它把共产党看作一历史现象，独具慧眼地提出了一个洞察入微的真知灼见──共产党的本来面目是一个依附于中国社会的邪灵。这石破天惊般的揭示，使我们恍然明白了为什么共产党与世界上其他政党相比，对社会权力表现出一种世所罕见的热衷和贪婪－－因为邪灵只有居于社会肌体的神经中枢才能操控整个社会。这个揭示也使我们得以从更深的层面上认识共产党社会诸多荒诞的原因。例如：“三个代表”这个小丑玩耍出的噱头，居然被奉为国家的指导“理论”，居然使得全国人民年复一年地去深入学习，还居然载入了“宪法”。这与安徒生笔下的皇帝新装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一个是童话，一个却是现实，童话中的人是受了骗子的蛊惑，现实中的人必是被邪灵附着和挟持，否则就无法解释中国人都像喝了迷魂汤一样天天听的看的大会小会讲的都是些自己不明白不相信也不想听不想看不向讲的话。诚然，人们都知道那是假的，没有人真去相信，可一种人人都不当真的东西却又在真实地拨弄着世人，这该如何解释？不错，这是共产党高压政治造成的荒诞，但如果政治能产生一种魔力使社会所有的成员包括玩弄政治实施高压的人都说不出真话，那么高压政治的背后必有一邪恶的东西在作祟－－这就是共产邪灵。它是共产党的主宰之魂，共产党是它的皮肉组织，是它在人间的存在形式，两者如同病气与病征是同一种东西的内外之别、层次之分。

　　《九评》揭露出了共产党的邪灵真象，这无疑会启示我们以一种更深邃更宽广的知见和对民族命族更关切的态度，审视中国社会所面临的这一严峻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九评》不仅是声讨共产党的檄文，也是对我们民族的严重警示。

　　“共产邪灵”这不是一种形容，而是一个实体，如《圣经》中的撒旦，它是真实的存在。作为一个生命实体，邪灵的危害不会像漫无目地的飓风一样只是在天地见肆虐一番，它自有邪恶的用意。纵观共产邪灵在中国八十多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它的目光凝聚出两个焦点：一个是对国家权力的夺取和维持，一个是对民心的欺骗和控制。如果共产党的实质仅仅是一个专制型的政党，可以说它是为了政权而借助和利用民心，它对人心的欺骗和控制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人只是它的政治工具，共产党的历史也印证了这一点。然而，对共产党邪灵真像的确认，是我们有了另一层认识：所谓的政治权力如同共产党本身实际是邪灵直接操控的一种世间介质，它要以次实现对人的控制，在控制中毒化人的精神，使人心变质。政党也罢，权利也罢，不过是它实施和维系对中华民族精神控制的工具，倘若邪灵真有所关注的话，它关注的只能是以它自己的性质同化中华民族的命运，最终毁掉世间人类同宇宙本源生命的内在关联，使中华民族象大树上失去生命滋养的病枝一样，从宇宙生命系统中败落下来。

　　二、堵死天堂路，打开地狱门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饱经忧患，共产邪教窃取国家权力后，虽内无战祸，但中国人民事实上比战争年代付出得更为惨重。那8000万非正常死亡的人命就是证明，它证明邪教猛于战争，猛于天灾。然邪教之患又岂在杀戮。经济上它拐一国资源为己有，使天下物产都姓了“共”、世界财利都归了“党”，以至在今日的社会基层、住房、医疗、上学、养老就像四面高墙紧紧地把千千万万个家庭囚禁在无奈之中，政治上这个邪教视人民为草芥，把国家变成了由它操控的绞绊机，随着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一波连一波的斗争高速地旋转，旋的世间失道，社会失序，人心失和，人伦失常，把政治旋成了一个使人心生厌恶谈之色变的怪物，于是他们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用枪炮声同人民对话，就可以无所顾忌地对真善忍的修炼者残酷打压。文化上这个邪教以极端的狂妄之性掩盖它极度空虚的邪灵，它把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称之“漫漫长夜”一笔抹杀；把中华民族薪火相传的道德文化视为“枷锁”要彻底砸烂；它颠倒天人关系，变异善恶观念，罔顾因果法则，把维系人类社会的正信诬为“迷信”要大力破除……经过几十年对文化的摧残，中国人被驱向心无所敬、志无所崇的精神荒漠中，于是这个邪教就让中国人民管它叫“妈妈”，称它为“太阳”“灯塔”，宣传它“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共产邪教所作的这一切正如《九评》所说：堵死了天堂路，打开了地狱门。

　　人类的正常生存依赖于两种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今的中国这两种环境已岌岌可危。郑义先生近年所著《中国之毁灭》一书用翔实的资料可信的数据给人们展示了一幅幅当代中国的山水画卷。这是一个资源日益枯竭、生态极端脆弱、环境严重恶化的中国；这是一个山河破碎草木含悲物侯失常天地如晦的中国；这是一个使神州儿女感到愧对黄天后土愧对先祖先宗愧对子孙后代的中国，这画卷的真正创作者正是共产邪教。它不仅危害着山河大地也败坏着世道人心，对共产邪教下人间的丑恶人心的腐败人性的堕落和人格的变异，不必再一一罗列了，那林林总总的社会现象表明了人心的大溃败，这溃败可概括为：真话说不得，道理讲不得，好人做不得，良心凭不得。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共产邪灵的狰狞面目，它以党的形式附着于中国社会，操控人的思想，变异人的心性，一步步地把中华民族推向灾难的深渊。

　　三、伤害生命“神髓”

　　人类社会也是一个生命系统，共产邪教经济上的瞎折腾和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伤及的是生命的皮肉，它在思想文化上的毒害伤及的是血脉，而最根本的伤害必是对生命神髓的伤害。我以“神髓”指民族精神的内核、文化的精髓，并不揣浅陋讲之表述为：崇道重德，敬天修己。窃以为这是五千余年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命脉所在，也是博大灿烂的华夏文化的生机所在。其中的“道”与“天”虽非言语所能尽示，但他是民族生命的渊源，精神文化的根底，他与“德”“人”构成了人类精神的内在关联，形成了多层次的超越性生命精神体系，这关联和体系是人生命珍贵之所在，是宇宙法理的一个生动体现。共产邪灵是由庞大的宇宙生命体系中败坏的物质形成的，它所做得只能是以自己的特性浸染中华民族的精神，使中国人逐渐失去仰视上苍反躬自己觉悟关联的能力。这突出地表现为它对一切精神信仰的压制，对一切宗教活动的限制和对地下教派的打压。特别是近几年对真善忍的猖狂诽谤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更彻底暴露了共产邪灵的险恶用心。

　　自古以来正教正法无不是叫人向善开人心智导人重德以体道，同时又能正本清源光大文化造福人间。法轮功涵括了中华文化的底蕴，是当今能使人们的心灵于“大道”“正法” 相通相联的功法，这在无数修炼者身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他们善良平和、真诚正直和忍让宽容的人格精神不仅生动形象地诠释出中华文化的真义，也透示出人生命中秉承于上苍的那份博大、纯真和高贵。这与共产邪教虚假丑恶残暴的性质以及所形成的狭隘自私，、诡诈多变、卑琐苛且的人格征状恰成鲜明对照。如同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能同器，共产邪教决不容许在中国出现一个与它的性质截然相反的社会群体，这既是出与共产党的政治本能更是出于共产邪灵的生命本能。

　　也许有人会说，共产党不是也讲精神文明建设政治文明还提出“以德治国”吗？这确是事实，但与这种宣传上的事实相比，真正显示出共产党本质的是社会道德日益下滑、腐败之风愈演愈烈的社会现实。其中的原因正如《九评》所言共产党产生之初便为邪灵注入，邪灵的性质是无道德反道德的，这是共产邪教与生俱来无可更移的本性，尽管它时或会因自身的性质而痛苦；再者，几十年来共产党不能容忍出现异己的意识形态，它以党的性质裁剪扼杀一切宗教信仰和文化观念，极力宣扬无神论，断绝了民族的精神滋养，使精神文明和道德建设在今天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法轮功的洪传不仅在客观上使社会道德回升，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中国人心灵的苏醒和精神的觉悟，这种苏醒和觉悟预示着邪灵将失去对人的精神控制,它在内心里真的会哀叹：法轮功在同共产党争夺群众，争夺人心。正是为了“人心”它不惜举一国之力破坏宇宙法理的洪传，要人放弃修炼之心，妄图掐断两者之间的精神关联。不过作为邪灵它很清楚：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历史使命也将因此而宣告终结。它所能做的只是在人间形成这样一个历史局面，让人去承受这个局面所可能带来的后果。

　　四、“整人”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其实是一个深远悠长充满意味的故事，其全部情节都是在为人类的最终命运铺排出人自己的足迹。我们所经历的历史事件，表面上看是历史链条上一个承联前后的环节，深层上看都是对历史中人的性质的一个设定。作为链条的环节历史涂着人的色彩，作为对人的设定历史则烙有背后某种力量的印记，历史的意味也许就在于将人从一种状态带向另一状态，实现历史的某种目地。以共产党建政为标志共产邪灵完成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附着，但要完全控制中国人的精神，将其置于它所设定的某种状态，还需要打造出一系列历史的环节。

　　回顾共产党在中国五十多年的为政历史，可以看到它完全是由各种形式的运动构成的（改革开放其实也是一次社会运动）。表面看这些运动都是出于维护巩固政权的目地，但考察其历史动因使人感到这些运动大都缺乏现实的根据，它们并不是在共产党权利面临危险的背景下发生的，而带有明显的“人为”色彩，像是一种恶意的制造。例如：反右是为“引蛇出洞”设下的“阳谋”；大跃进是“主观上的狂热冒进”；文革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一场史无前列的继续革命”；六四似乎是个例外，但共产党却对之采取了并非必须的“断然措施”时至今天就连共产党领导人对此都感到理亏心虚；至于对法轮功的迫害更像是平地起风波，共产党自己也难以找到一个像样的理由。由于这些事件似乎缺乏历史自身的必然性，人们就自然生出一种印象：共产党是专门“整人”的，我以为这个印象可能比政治分析、制度探讨更接近事情的本象，它凸显出历史大幕后面邪灵的阴影，这邪灵就是存心制造出一个“整人”的历史过程，这样才能更深地控制住人，才能逐渐地蜕变人的精神，才能一步接一步地将历史置于一个特定的状态（共产党历次运动的社会后果及其关系可参见笔者一月六日发于“大纪元”的《历史无情天有意，拨去烟云始见真》一文。

　　这个“整人”的历史不仅内涵十分邪恶，历史自身的表现形式也显得异乎寻常。几十年来一波接一波的运动，反反复复出现的政治斗争的起－落、经济的热－冷、思想文化的放－收，形成一种高效率大节奏的社会动荡模式，完全改变了五千多年中国历史自身的嬗变节律，也迥然不同于当代西方社会的历史流程，这种忽左忽右的社会波动并不是在推动社会进步，而是社会的病症，就像一个人在急促地呼吸，并不是生命力旺盛的标志，而很可能是生命机能衰竭前的迫切需要。这或许反映出共产邪灵要用自己的性质加快中华民族精神的代谢过程，以实现它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将中国人置于某种状态的急切心情。

　　世间的变化也颇能说明问题。无论是我们昨日对政治的满腔热情还是今天的厌恶恐惧，无论是过去对一切宣传不假思索的信从还是如今的对一切都不相信，从对未来的真诚憧憬到过一把瘾就死的纵情当下，从解放全人类的豪情壮志到对现状的无奈和麻木－－这都是邪灵设定出的中国心态，，它以这种大起大落变幻无常的历史形式，让我们在希望与无望间跌宕起伏，在眩目的幻象与昏暗的现实中盲目碰撞，使人的精神失去向往而流于感觉，使人的生命失去警觉而趋于混沌，在历史中懵懵懂懂地走向邪灵所设定的位置。

　　五、将历史置于这个状态

　　共产邪灵对中国社会的附着和操控是中国历史的恶性变异。这变异固然有历史自身的原因，因为在共产党身上集中体现了历史在漫长的演变中形成的人类丑恶一面：自私、狂妄、多疑、残暴、虚伪、诡诈、无耻等。但一个政党能集历史文化的糟粕于一身且在一定程度有操控着历史，这是历史自身难以解释的。他很可能来自于历史背后某种力量对历史的一次干预，干预造成了历史的恶性变异，从而才能形成令史学界迷惑不解的中国历史断层现象，这个断层就存在与共产幽灵传入中国的五四时期。

　　人类的历史在广漠的宇宙中不会是一条孤寂的流线，它当是宇宙历史雄浑壮阔的和声中的一个乐音。超历史力量对人类历史的干预并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虽然这干预有着更深更大的背景和人所不知的目地，可它显然与人类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就是干预所带来的历史后果－－共产邪灵对中华民族的精神控制。这也就意味着共产邪灵的出现不是出于对人类社会政治权力的贪婪，而是从属于更大空间的历史演变，邪灵的精神控制就是要将人的命运同它捆在一起，为这个演变在人间着上一笔严酷惨烈的色调。但不管怎么说，共产邪灵既然在人间肆虐，人就负有揭露和摒弃它的责任和使命。因此退出共产党，对之采取不合作态度，从各个层面上清除它的思想毒害，都是我们需要做的，同样需要的还有来自我们内心的一种觉悟－－能够彻底颠覆历史的一切设定回归生命本源的觉悟。这觉悟不具有特定的历史内涵、社会目地和政治诉求都可能是共产党最害怕的。

　　共产党的历史就是追求和维护绝对权利的历史，作为一个政治组织它并不刻意掩盖它的专断和独裁，不十分惧怕对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的揭露和抨击，事实上几十年来它一直面临着党内外国内外政治上的质疑和谴责，它知道表现于政治层面的东西往往呈现出两面性，因此它可以拼凑一些缘由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可以在基本制度的框架下通过权力形成一套自己的社会运转模式而使民众的政治心理习惯升值依赖于这套模式；也可以在不得已时做一些政改的文章延续它的存在。因为共产邪灵作为一生命体它真正附着的不是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而是人心，人精神的特定性质和状态为共产邪灵提供了基础，（当然一定的政治制度是共产邪灵危害人间的必要条件，对制度的分析和批判也是需要的）。而像法轮功直至人心的力量，真善忍对人心的归正，如同一面心镜反照出共产邪灵的邪恶和空虚，从根本上瓦解了它对精神的控制，使它赖以存在的基础不摇自溃，这对共产邪灵是致命的，因为它已找不到任何可以存在下去的根据，就像梦境不可能存在于人觉醒后一样，邪灵在真理面前只能化为乌有。

　　这决不意味着法轮功的传出是为了使人摆脱共产邪灵的控制，而只是说人真正的觉悟可以体现在生命的各个层面，其中包括消除各种形式的精神控制。当然对法轮功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认识和选择，从一定意义上说法轮功的广泛传播也正是人选择的结果。但是当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诽谤和迫害使我们的认识和选择变得异常困难时，或许这就是共产邪灵以自己的全部历史为中国人设下的一个历史状态，在这个历史状态中邪灵已经死去，但正如《九评》所说只是阴魂未散－－它要把这个特定的历史状态留给中华民族，留给未来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