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指出，最近，十位著名学者参加了一个关于SARS的研讨会，他们总结出至少十二个导致疫情爆发的因素，包括缺少危机处理机制，官僚主义盛行。但这些只是外在因素。

事实上，去年十月，一份官方内部文件通知国内所有新闻媒体不得报导负面新闻，以便在11月初召开的中共十六大能够顺利召开。媒体在三月份召开的全国人代会前也收到了类似的文件。

最初SARS爆发时，它被当作是每年在冬春季发生的流感而未予报道。新闻封锁导致全球失去了宝贵的五个月时间，在这段期间新型的致命病毒不仅肆虐中国还蔓延至全球。可悲的事实是，最高领导人出于明显的政治目的而命令封锁消息。

在这五个月期间，江泽民如人们预料地那样，从党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职位上退了下来。但却保留着握有实权的军委主席一职，并成功地将自己的亲信安插进党的高层领导职位上。

评论指出，SARS危机的根源在于这个政治体制──执政党拥有绝对权力却没有任何限制。在这样的体制下，处于权力顶峰的人可以为了个人利益而牺牲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然而，在中国人们主要讨论的不是这一点。

在抗SARS中表现突出的温家宝总理称这次危机是“发生在政府过渡时期的突发事件”。他恳求国际社会的同情和理解。

文章认为，一个重要教训是，在任何政治体制中都应该有足够的检查，监督机制，尤其是自由，负责的新闻媒体，这样可以防止错误的政策演变成大的危机。

如中国在这次SARS危机中，政府隐瞒致命病毒的蔓延情况，直到退休军医蒋彦勇打破沉默说出真相。他写信给中国的国家电视台和香港凤凰台揭露掩盖的事实真相，但都没有成功，或许它们不敢调查这一事件。蒋医生随后投信给“时代”杂志，该媒体报导了此事，最后导致中国政府出来澄清事实。

由一个美国媒体来揭露中国政府的错误行为是一个让人难过的事情。

长期以来，中共内部的一些改革者意识到自由，负责媒体存在的必要性，这样可以限制共产党，中共犯下了一些非常可怕错误，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的文化大革命。

15年前，在前中国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的支持下，起草了一部关于新闻的法律草案，赋予媒体报导事实真相的权力。遗憾的是，这个草案在江时代被束之高阁。SARS危机再一次突出了自由负责媒体存在的必要性。

文章说，如果中国政府能吸取教训的话，那么SARS危机就变成了中国改善其体制的动力。但有许多令人人忧虑的迹象表明中国人没从教训中学到什么。

在网上的论坛中，许多网民，按理说他们是中国人口中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活跃的，有思考能力的群体，他们却因SARS的爆发而指责他人。一些人声称是美国发动的反华生化战，一些资深政治家居然称病毒是美国人制造的，用以转移全球对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注意。许多人相信世卫组织建议不到中国部分地区旅游的警告是一个阴谋，因为它响应了美国媒体孤立中国的呼声。

这些不理智的观点以及不检查自己错误的行为，很容易解释为什么新加坡总理因为SARS而取消访华后，全国猛烈抨击新加坡的行为，许多人形容这一举动是“在朋友背后捅一刀”。

如果中国在这一危机中没有总结出经验教训，继续为自己的麻烦而责怪他人，那么这个国家和她的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就白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