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您能講一下您在北京的經歷嗎？

沈婷：我這次是10月8號6點多到北京的，到了北京以後國家安全局的人全部跟著我，當天大概有三十個左右，第二天開始就是12個人，兩個女的十個男的，他們就是輪流的12個小時一班，24個人，還有三輛車，一輛轎車，一輛吉普車，還有一輛摩托車。他們每天都跟著我，一直到11月6號，我上飛機，進了最後一個通道口，他們才撤走。10月25號中午我在北京六里橋一個市場門口購物的時候，他們兩個人從後面上來用剪刀把我的包帶全部剪斷，在兩分鐘不到的時間就把我的包搶去了，裏面有我全部的證件，還有現金和信用卡，還有一個照相機，我懷疑他們國家安全部的人可能知道我25號下午一點半的飛機準備回香港，26號某領導要到香港開一個經貿會議，他們就把我的證件扣下了，可能怕我上香港來向他直接申訴。

記者：您去北京的主要目的是上訪嗎？

沈婷：主要目的就是爲了鄭恩寵，因爲鄭恩寵在10月23日下午1點半開庭判了他3年，然後那就是爲了我母親的房屋問題上國家信訪局，然後最高人民法院，然後中紀委，還有建設部，就是這幾個部門去上訪。主要是爲鄭恩寵申冤，因爲周正毅這個案件我是找了鄭恩寵做我的律師，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我有義不容辭的責任，我要爲鄭恩寵進行申訴，向北京最高政府申訴。

記者：在這個過程中有消息說您反對政府？

沈婷：沒有，沒有，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因爲不管哪個政府，哪個人掌權的話，鳴冤這個問題肯定要解決的。現在這個問題是什麼，上海政府把我父母的最基本生存權利，房屋給剝奪了，所以現在我到最高人民政府去也是要解決我父母的房屋問題。這是我最基本的生存權利，也是我最基本的人權。因爲我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在捍衛憲法，捍衛人權，這個問題對上海政府是容易解決的，我現在就是不明白，爲什麼上海政府不拿胡錦濤的批示當一回事，陽奉陰違，我們一次次上訪，但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造成這麼多人去上訪，造成了這麼多社會不穩定，上海政府對此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所以我現在覺得上海政府應該拿出誠意，儘快的解決我們這些問題。至於我們要推翻哪個政府，推翻哪個政權我們絕對絕對沒有這種想法。

記者：有報道說您受到過死亡的威脅是這樣嗎？

沈婷：對，上海市政府在10月23日下午5點半，他們出示公安局的證件，他們是上海公安到我房間裏來執行公務。其中一人牽著我掛在脖子上的手機的繩，然後說他牽著一條狗，他們說我給上海市政府添了很多麻煩，給上海市政府丟了臉，說我不如在那裏一頭撞死。當時他們不知道洗手間裏面還有一個人，就是我們一起上訪的一位姓董的女士。她在洗手間裏面完全聽到了這個經過，也聽到他們說的話。這些話在自由亞洲電臺採訪董女士時，已經有所報道。我覺得這是不可思議的，我是去上訪的，而且是合情合理合法去上訪的。他們不解決我會一直堅持下去。

記者：那您的上訪成功了嗎？

沈婷：沒有，到現在還沒有給我解決問題。現在上海政府想把我的問題嚴重化，要往政治上牽扯，他們說我的問題已經很嚴重了，他們想把我們這羣人往政治上拉，然後就可以明目張膽的把我們給抓起來。

記者：有報道說，他們還用利益來誘惑您，是這樣的嗎？

沈婷：市政府10月11日對我說，如果要想解決問題的話，第一你不能再和那些上海上訪戶混在一起；第二不能再爲鄭恩寵呼籲；第三是不能向媒體報道。他們說基本上要給我150萬解決問題。但是我跟他說這個問題我不能答應你，因爲鄭恩寵的案件我肯定要爲他呼籲，如果我拿了你150萬，那麼第一我出賣了上海全部拆遷戶，第二齣賣了鄭恩寵律師，而且向媒體報道，向媒體呼籲這是我的自由，因爲我在香港已經生活了這麼長時間，香港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是一國兩制的，你不能剝奪我這個權利。我就是和他們這麼說的，後來他們也沒有和我談這件事。從另一方面說，對上海政府這麼沒有法制的政府，我已經不能相信他們了，因爲你看我們上海的拆遷戶一次又一次給他們退回去，然後問題得不到解決，所以他們說給我150萬其實根本不可能得到的。在這一點上我對他們已經不報希望了。但是我現在跟他們說，我現在是在按法律法規在辦事，周正毅可以零地價獲得東八塊的地，我也應該可以按零地價在原地得到安置，我們不要錢，我只要安置我的房子。

記者：有報道說您在香港的家被人潑油，受到威脅？

沈婷：我們家9月26號被他們在門口潑了油漆以後，10月10日（沈婷在北京上訪）晚上6點半，我兒子回來的時候，他們香港警方跟著我兒子衝進我們家，然後向我老公出示證件，他們是香港掃毒組，說接到舉報我們家藏毒，然後在沒有搜查令的情況下，在我家抄家，抄了一個多小時。11月7日（沈婷回港第二天），我就報案了，我有三樣貴重物品已經沒有了，現在香港重案組CID已經接受調查這件事。

記者：您下一步打算怎麼辦？

沈婷：下一步我會通過香港的律師對這件事進行追究，然後我會同董建華進行交涉，一個香港公民在大陸合情合理的上訪，是不是應該有人身安全保障，是不是應該有人權保障，就是要特區政府給我一個明確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