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這則報道，我不由得想起錢鍾書《圍城》裏的方鴻漸們，想起四九年前的一批批」海歸「。怎麼沒聽說他們滿懷感激地表示他們是很幸運的，是」非常幸運地踩着國家的改革開放步點「，」是真正的受益者「呢？

原因很簡單，因爲他們認爲那一切都是理所當然。難道上大學不該憑考試麼？難道考上了出國留學不該出去麼？難道出去後不可以自由地回來麼？難道回來後竟還有誰能不允許我們創業麼？

兩代「海歸」，兩樣心情。照理說，歷史是向前進的，上代人感到幸運的事，下代人可能習以爲常。爲什麼在我們這裏卻相反，上一代「海歸」認爲理所當然的事，到了下一代反而感激莫明，受寵若驚了呢？當這一代「海歸」說自己非常幸運的時候，他們是站得比上一代人更高呢，還是更低呢？

更何況，如今的「來去自由」還是有條件的，不少參加過民運活動的留學生就上了政府的黑名單；而在過去，連在留學期間組織革命團體的鄧小平們都不曾有過不準回國的恐懼。

朱榮輝們想來是沒有思考過這些問題的。這才是他們真正「幸運」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