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如果考察一下知識分子的歷史，就能發現知識分子所遭受的被剝奪思想的恥辱實在不勝枚舉。布魯諾、哥白尼、索爾仁尼琴、哈維爾、馬寅初、顧準、張中曉……這樣的名字可以開列一長串。他們爲堅守「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付出了慘重的代價乃至生命，贏得了後人和歷史的尊重。

然而，似乎還有一類思想者，他們原本都是泰斗和大師，都是學術自由和思想獨立最有力的捍衛者。但是，在突然到來的「思想保衛戰」中，他們卻退守得比所有人都要快，一夜之間就背叛了自己所標榜的「自由和理想」，搖身一變成了「思想改造」的先鋒，遭到後人和歷史的嘲笑。

這是幾個大家再熟悉不過的例子：

1966年4月14日，郭沫若在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上發言說：「幾十年來，一直拿着筆桿子在寫東西，也翻譯了一些東西。……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們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社會學家費孝通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恨不得把過去的歷史用粉刷在黑板上擦得乾乾淨淨，然後重新一筆一筆寫過一遍。」

歷史學家翦伯贊自殺前，口袋裏的遺書寫到：「我實在交待不去（出），走了這條絕路……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萬歲」

梁漱溟致信毛澤東稱讚文革：「主席此番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使廣大羣衆振起向上的精神，鄙視資產階級，恥笑修正主義，實爲吾人渡入無階級的共產主義之所必要。」

……

每當看到這些歷史的時候，我就想，這些曾經叱吒風雲的人物昨天還在標榜學術的自由、思想的獨立，但一覺醒來卻主動地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沒有合理的邏輯推理，也沒有事先遞嬗的徵兆。不禁讓人產生疑問，爲什麼思想改造能夠在一夜之間完成？

難道這些思想者的「懺悔」全部發自肺腑嗎？如果他們不是自願，那又是什麼原因誘使他們甘願放棄思想呢？

分析起來，似乎只有這樣兩種可能：一，這些思想者的懺悔，的確是痛改前非。但是這裏有一個問題無法解釋。衆所周知，這些大師和學者，有着成熟和穩定的世界觀和學術觀，其學術框架和理論體系系多年逐漸形成和打下，一夜之間全部推翻或者徹底改造，這從學理上說不過去。二、這些成功的「思想改造」只是一種假象，一種「陽奉陰違」，一種「僞懺悔」，一種武力下的「屈打成招」，或者只是一種保全的策略。

後來，郭沫若曾爲自己申辯：「我那是鳳凰自焚，求得再生的意思。」然而，郭沫若的至交宗白華先生對此卻說：「哪裏是什麼鳳凰再生？全是逢場作戲，支支吾吾矇混過關。歸根結底，無論郭沫若還是巴金還是什麼別的人，恐怕大半都是爲了保全自己，屈膝求饒。這不是什麼真懺悔，而是假懺悔和愚懺悔兩結合。」

宗先生一針見血。後來大量的回憶錄、懺悔錄證明了這一點。在回憶錄中，知識分子都在爲自己辯白，痛覺今是而昨非。這些回憶錄尤以巴金先生的《隨想錄》和韋君宜先生的《思痛錄》最爲典型。

看來，思想改造能夠在一夜之間完成，靠的是「武器的批判」，或者說是暴力。

愛默生說過：「人的思想如果不能改變的話，暴力並不能解決問題。」暴力的確不能最終解決問題，但是，暴力的力量決不能小覷，很多棘手和看似無法解決的問題它都能在一夜之間暫時解決。要知道，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像布魯諾、張志新一樣，面對屠刀、火刑架可以無所畏懼。「每一個人的身體都可以說是脆弱的，會感到疼痛的，每個人都有生理上最厭惡的東西。每個人都有一幅『可憐的、軟弱的、即使令人討厭也很難擺脫的皮囊』」。說到底，對思想的控制和改造，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對身體的「控制和改造」。

兩個兒子先後在改造中被害和自殺，郭沫若除了接受改造之外還能有更多的選擇嗎？

可不可以這樣說，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通過控制生理來改造精神和思想的歷史。久遠的不說，自1951年以來，「思想改造」運動隔三差五一次，「知識分子勞動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再教育」、「五七指示」等等。再加上批電影《武訓傳》、批梁漱溟、批《紅樓夢研究》、批胡適思想、整肅胡風反革命集團等等，一個高潮接一個高潮。其實，思想運動並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並不是按照思想的遊戲規則行事。茨威格說：「思想家之間的分歧只應該用思想的工具來處理。」，但是這是些什麼工具啊，遊街、坐飛機、苦役、坐牢和殺頭。因此，很多思想者如果不在一夜之間、甚至用不了一夜就主動投降，那就奇怪了。

歐里庇德斯說：「所謂奴隸，就是一個不能發表自己思想觀點的人。」但是，當你必須在當奴隸和死亡之間選擇其一的時候，您能怎樣呢？選擇奴隸還是選擇死亡？布魯諾、張志新、李九蓮選擇了死亡，人們景仰他們，歷史記住了他們。但更多的人選擇了奴隸，雖然我們在情感上唾棄他們，雖然他們爲自己作「畢竟是書生」的表白時我們很不屑，但是在理智上我們卻不得不同情他們。

只要這個「不讓人發表思想觀點」的「奴隸制」還存在一天，就必然會有越來越多的「奴隸」出現。讓我們一起詛咒那個萬惡的「奴隸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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