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杜绝迎逢应酬、结党营私。乾隆帝刚即位就对此进行谴责，他指出："彼此宴会，废时失事，属员效尤"，"并起夤缘弊窦"，今后要一律禁止，否则一经发现，必加严谴。乾隆二年又重申禁州牧、县令出境迎送上司之令，以免启奔竞之风。三十七年，查禁官员中盛行的"换帖"、"上省"、"宴会"诸弊端。四十一年，皇长孙绵德与礼部郎中秦雄褒相互赠送礼物，被革除定郡王爵位，降为固山贝子，秦雄褒革职，发往伊犁充军。

　　其二，整饬八旗，减少腐败。此时，八旗子弟的腐败已经相当严重，逐渐由官场蔓延至社会基层。乾隆帝批评八旗："承平日久，渐及奢靡"，"不务本业生计，但知坐耗财物，不知节俭，服官外省，奉差收税，即不守本分，恣意花销，亏竭国帑，兵丁闲散人等，唯知鲜衣美食，荡费赀财"。他经常告诫八旗子弟勤习弓马，读书识字，获得一技之长。为解决八旗生计，支给生息银，用公款赎还典当、入官地亩。还在吉林组织屯垦，可惜收效甚微。

　　其三，革除陋规，防治"合法"贪污。如革除浙江省的"当官贴费"，停征两淮"公务薪水银"，禁收童生卷价，革除澎湖规礼银1200两。

　　其四，禁督抚贡献，以防扰民。乾隆帝曾命令各省督抚不得收受下属土仪。接着以身作则，命停止督抚贡献。后来还是有督抚进贡，乾隆帝一概拒收，并予以申斥。凡发现派办进贡事件，都给予严厉惩处。

　　其五，明立条规，防范贪污。命各省督抚杜绝部院书吏需索，如有发现，立即奏闻，如私相授受，照枉法赃治罪。禁止各省镇将在任所置立产业，倘有托名置产者，将本官交部严加议处，地亩入官，上司容隐者，并行议处。针对各省办理赈灾，多有侵渔克扣问题，又规定凡重灾之地，督抚必须亲往查察灾情和赈务，等等。

　　其六，防范官员亲属，家人和幕僚舞弊。严定外省官员失察子弟例，如听信子弟借办公事为名营私舞弊，即以其罪治其家长，上司明知而不查处，照徇庇例降3级调用。针对家人犯罪多，且一旦事发将罪责推给家人的情况，乾隆帝明确规定："家人勒索即主人勒索也，不可以失察开脱其罪。"因此，凡家人犯贪赃罪，主人也受惩处。后来又革除坐省家人名目，不准府州县官派人居住省城，与督抚藩臬勾通。严禁上司戚属为下属幕僚。

　　其七，补充惩贪条款，严格执法，乾隆二十三年，停止执行原有的罪犯捐赎条例。二十五年，由刑部议定，官吏犯枉法赃罪，即使在规定期限内完赃，仍照原判治罪。即使在停决罪犯之年，贪赃罪犯照样处决。三十四年，决定在计赃时考虑造成的后果，如后果严重，以后果为"本罪"，收受礼金为"余罪"，量刑时将二者合并考虑。四十八年，增定卓异官犯赃议处原保荐上司例，对负有失察责任的上司不仅规定了革职、降级的相关条款，还有经济赔偿的具体责任。

　　在惩贪实践中，由于不断发现问题，不断补充相关条款，使乾隆朝防范贪污的法规远较前代严密。它为贪污犯罪者亮起了警示的红灯，希望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目的。

　　从乾隆元年至乾隆六十年，对贪污的惩治一直没有间断过。乾隆一朝因贪惩处的高级官员数目之多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据《清高宗实录》和《清史稿》初步统计，本人犯贪赃罪被惩办者计有：总督9人，其中被处死或迫令自尽者5人；巡抚17人，被处死或迫令自尽者10人；布政使9人，处死或迫令自尽者8人；将军以上高级军官4人皆判死刑。另有尚书5人革职、降职；贝勒1人罚银、罚俸；亲王1人降为贝勒，永远停俸。徇私办案受到惩处，赃证不确凿者未统计在内。中下级官员犯贪赃罪遭受处罚的则多得无法统计。如将六十年做总体考察，惩治贪污是一个逐步趋严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乾隆元年至乾隆五年。饱读诗书的青年皇帝对世事充满了瑰丽的幻想，正如他自己所说："朕即位之初，本欲减去苛繁，与众休息"，"以成朕之宽大。"这时对贪污案件的处理确实较为"宽大"。如兵部尚书傅鼐勒借商人银两，工部尚书赵宏恩纳贿，总督刘于义浮开麦价，鄂弥达家人霸占民营煤山，巡抚王士任、岳收受贿赂，都只给予撤职处分，不久又重新起用。

　　乾隆六年至乾隆二十九年为第二阶段。乾隆帝经过5年执政，已到而立之年。这时他对贪污的危害有了更理性的认识。他引用古语"王者之国富民，霸者之国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告诫群臣，意谓高官致富不利于国家稳定，如通过贪赃枉法而致富，就会危及国家存亡。这也是尔后对贪官抄家，进行经济剥夺的动因之一。乾隆六年连办大案。山西布政使萨哈谅因征收税粮时加平入己，被判死刑。山西学政喀尔钦贿卖文武生员，被就地正法。步军统领鄂善在一宗家产争夺案中收受贿银1万两，被赐令自尽。这年还发生了浙江巡抚卢焯处理民人分家案，受贿白银5万两的案件。乾隆帝命严厉查处。这时，言官咸以效法康熙帝，崇尚宽简为言，其言下之意希望乾隆帝治官不要过于严厉。因此，从乾隆七年至乾隆十年，一直未查办什么大案。但很快他就认识到，"斧质一日未加，则侵贪一日不止，唯一犯侵贪，即入情实，且即予勾决。人人知法在必行，无可幸免。身家既破，子孙莫保，则饕餮之私，必能自禁。"于是，对贪赃枉法的官员再度从严惩治，相继查办了10来起高级官员贪污受贿案，如云贵总督恒文、浙江巡抚鄂乐舜被迫自尽，绥远将军保德、山西布政使蒋洲就地正法等，这说明第二阶段执法严于第一阶段。

　　乾隆三十年至乾隆六十年，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共查办了21起大案。这一时期的案件有许多特点。其一，发案频率高，高官犯罪多。其二，个案金额特别大。如高恒案预提盐引亏空白银达700余万两，甘肃收捐监粮案贪污总额1000万两白银以上。其三，大案的高发区集中于国家财政收入的重点部门和地区。如盐税、田粮、商税及云南铜矿成了犯罪分子的首选目标。其四，作案时间长，手段隐蔽。如甘肃自乾隆三十九年奏请开捐，到四十六年案发，作案达8年之久，高恒与他的前任作案则长达22年。其五，出现了有组织的贪污。王望与甘肃各府、州、县官串通一气，结案时，侵吞白银一千两以上官员102人，1000至9000两者26人，1万两以上者11人，2万两以上者20人，全省官员为之一空。其六，纨绔子弟胆大妄为。乾隆后期的大案中，纨绔子弟占了很大比例。如浙江巡抚王望系江苏巡抚王师之子，山东巡抚国泰系四川总督文绶之子，闽浙总督兼福建巡抚陈辉祖系兵部尚书、协办大学士陈大受之子，两淮盐政高恒是大学士高斌之子、慧贤皇贵妃之弟，这些人有靠山，有门路，能打通各处关节，胆子壮，歪点子多，犯的案子也特别大。后三十年惩贪基本从严，乾隆帝用铁的手腕镇压贪官，连皇亲国戚也不放过。

　　乾隆帝对惩贪斗争倾注了极大的心血，对贪官污吏也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乾隆的惩贪有利于改善农民的处境，有利于缓和社会的矛盾，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延缓了清王朝衰落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