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科羅拉多的秋天是美麗的，湛藍天空中的雲白使你的內心無法有絲毫雜念。在黃昏的天際，夕陽總會給遠山的頂峯塗上一層淡淡的絳紅色彩，如同一個清醇少女無意識的淺淺的微笑。
　　
　　美國很注重生態環境的保護。經過數十年對環境的綜合治理，早期工業化所造成的環境污染、生態平衡的破壞等後遺症，基本上得到了醫治。「綠色和平組織」已經把自己活動的範圍逐步擴大到了全球，這些執着於公益事業的自願的獻身者總是面帶微笑、態度誠懇地告戒人們：「人類和動物只有一個地球，失去綠色的保護屏障，人類和動物都會變成一堆活化石。」他們不善於說教，總是樂於和你傾心交談；當俄羅斯在公海海域傾倒核廢料時，他們立刻乘船前往，進行頑強的、不妥協的抗議，直至最後達成相關的協議。
　　
　　在這裏，一個人跡罕至的地方，一個桃源明所描繪的「室外桃園」的地方，卻有一個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研究機構，主要是對超導材料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並進行技術攻關。領導這裏的超導實驗室的，是一個52歲的中國科學家王XX，他原來在上海的一個研究所工作，1998年全家移民美國，現在是美國永久居民，年薪20萬美元的高級研究員。
　　
　　和他是在華盛頓認識的，雖然我是搞原子能工程的，但彼此還是很快找到了共同話題，成了忘年之交。當時他驚訝我的年輕，感時傷懷的苦笑着說自己已經老了卻成了異國公民。當話題到了爲什麼出國時，我們都沉默了。
　　
　　夏天過去了。秋天，應這位前輩的邀請，我獨自來到了科羅拉多他工作、生活的地方。
　　
　　他居住的是典型的美國中產階級家庭的那種居室：兩層的建築格式，一層是主客廳、工作間、健身房、衛生間和廚房，二樓是家庭成員的臥室併兼帶一個很大的陽臺；在院子裏還有停車房。在美國，似乎沒有人會在意這些。人們關心的不是你住多大的房子，你有多少存款，並把這些作爲評價你成敗與否的標誌；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是：你如何才能獲得社會的尊重，享受自由，保持健全的人格。雖然美國是一個商業社會，但人們更尊重的是有首創精神的人，美國人常說：「不要總是去買賣別人製造的東西，重要的是自己發明創造的東西。沒有自己的創造發明，有一天我們就會變成完全依賴他人的乞丐。」這好象印證了一種流行的說法：美國人善於創造，日本人善於模仿，德國人善於從哲學的角度去分析研究然後創造出驚人的「日耳曼式的精密複雜的系統」；而中國人，更樂於坐享其成。
　　
　　使我驚奇的是，走進他的家好象回到了中國：客廳的正面牆上掛着齊白石畫的靈性十足的蝦，高級音響播放的是《牧童》的笛子獨奏曲。置身在這種氣氛中，我感到眼睛有些微微發澀。遠在海外的人，也許都有這樣的感受：不管在國內有多少牢騷不滿，但一但離開了，無論在哪裏，想起那片土地心就會抽緊發顫。
　　
　　這次的話題再次說到爲什麼出國時，老王遲疑了一下，便激憤地講述了起來：
　　
　　我原來在上海某研究所從事新興科學超導材料的研究工作，因爲受到不公平、不合理的待遇，所以憤而出國。小老弟，你也知道，我現在領導的是一個美國超導實驗室。
　　
　　我原來所在的那個研究所，設備、條件等方面還說得過去，雖然技術指標比美國落後，但也不是「一窮二白」根本不具備科學研究的物質基礎。可是那裏的人際關係複雜極了，糟糕透了。別看大家都是知識分子，照樣拉幫結派，明爭暗鬥。有些人說是學者、科學家，還不如說是政客。說他們在搞學術，不如說他們在搞權術。我剛從外單位調到這個研究所的時候，還不知深淺，一腳踩下去，不知道得罪了哪方尊神。知識分子嘛，總是一付虛僞的面孔，「喜怒不形於色」，平常見面笑容可掬，轉過臉就給你下套子，可我還以爲大家對我不錯，自己人緣不錯。沒想到背後竟有人神不知鬼不覺地向我桶刀子。而且無影刀，讓你感到痛卻看不見也摸不清。
　　
　　我插話道：這有點象金庸小說中那些善於暗算人的小人，最常用的方法是暗器和下毒。
　　
　　老王說：你這個例子很生動很貼切。
　　
　　他接着講道：
　　
　　有一次，我接到邀請到外地參加一個學術會議。這個會有外國專家作報告，不用花外匯出國就能進行國際間的學術交流，是一次極好的學習機會。可我拿着對方的邀請函向研究室主任請假時，他竟然不同意，「理由」還冠冕堂皇：「現在經費緊張，壓縮行政性開支。有些會能不參加就不參加吧！」
　　
　　這次會議沒能參加，我失去了一次和國內外同行交流的機會。我的研究課題是：爲什麼超導陶瓷一類的新物質會超出人們已經掌握的常識在高溫時成爲超導狀態。這是需要一筆經費的。預算早報上去了，可是一拖再拖，過了好幾個月也沒有下落。後來一打聽，才知道又被室主任「壓縮」掉了。這使我很生氣，就和室主任頂了幾句嘴。
　　
　　事後，研究室的副主任把我請到了他家裏，對我表示出非常關心和同情的態度。他一面給我斟酒，一面對我說：「XX呀，你還矇在鼓裏呢！那是老X背後盡給你小鞋穿，他是有名的武大郎，容不得別人比他個子高。」
　　
　　「爲什麼？我又不想當官，和他有什麼利害衝突？」
　　
　　「咳，這你還不明白！你調來的時候不是先找的我嗎？武大郎認爲你不是他的胞弟武松，而是我的人，也就是他的冤家對頭西門慶了。」
　　
　　「莫名其妙！」雖然副所長講話就象黑社會老大，但我還是耐着性子聽着。
　　
　　「爲你的事，我和武大郎爭了好幾次了。」
　　
　　其實，我聽人說起過，正副主任在文革年代是互相對立的兩派，學術觀點也不一致。說實在的，對這種拜佔廷式的勾心鬥角我天生就很反感。但我希望副主任能幫幫忙，把經費批下來。
　　
　　「這個嘛，還得等等。」副主任呷了一口酒，一付歪瓜裂棗的爲難相。「所裏不久就要調整領導班子了。在這之前，怕是什麼事也辦不了。現在的所領導不過是一個過度班子，臨時內閣。給他們說了也不頂用。以後我一定幫你說說。」
　　
　　我相信了副主任的話，對他的關懷由衷地表示感謝。
　　
　　過了一段時間，所領導班子果然重新調整了。民意測驗時我投了副主任一票。結果副主任當選了，而作爲「平衡」，室主任當了學術委員會的主任。這樣的安排，不過是打着「民意測驗」的上級內定。
　　
　　我是遠離官場的人。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課題研究上了，已經發表了許多論文。其中一篇被美國一家權威刊物轉載，受到了業內人士的高度評價。
　　
　　你可以遠離官場，但無法離開學術職稱。中國的知識分子，幾乎人人都是沿着實習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的階梯拼命往上爬着。越往上越困難，因爲工資總數額的限制，數學支撐呈上尖下大的金子塔形。高居塔尖的，往往不是純粹的學者、科學家，而是有官場背景有披着學術外衣的人。
　　
　　我插話道：這好象是中國的特色。國內總是強調待遇留人，感情留人，其實更多的是官位籠絡人，權力腐蝕人。官場作爲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結合點，已經成了評價一個人成敗的唯一標準。其實，留人最根本的辦法，是公正留人，廉潔留人。沒有這個，我看連象樣的狗都留不住，何況是人了！
　　
　　老王說：問題就在這裏！一個國家不怕你窮，就怕你沒有公正廉潔，沒有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整個國家的資源都圍繞着官場虛耗，前景是很令人擔憂的！我去德國的時候，聽那裏的同行給我講過這樣的往事：第二次世界大戰德國剛戰敗的時候，在冒着煙的廢墟和瓦礫中，德國人依然自信沉着地行走着，沒有絲毫的沮喪；在一個殘垣斷臂的屋子裏，一個德國女教師依然象平常一樣給孩子們上課，每個孩子手裏都舉着蠟燭以照亮四周，其中一個孩子在老師的指導下，高聲的朗誦着歌德的詩 ——
　　
　　 遼闊的世界，宏偉的人生；
　　 常年累月，真誠勤奮；
　　 週而復始，卻從不停頓。
　　 繼承傳統，又樂於創新
　　 啊，這樣又能前進一程！
　　
　　當時美國的一個觀察團看到這個情景時，震驚的說不出話來。他們一致認爲，這是一個極其堅強、真誠又充滿創造性的民族，很快就會從戰爭的廢墟中重新站立起來的。德國戰後幾十年的發展，也確實證明了這一點。
　　
　　老王又繼續訴說着他爲什麼出國的原因：
　　
　　我的職稱是助理研究員。按照我的實際水平和研究成果，理應評爲副研究員。但是，第一次沒有我。
　　
　　我沒有象有些人那樣大吵大鬧或者暗中向學術委員會的專家們送禮行賄。學術職稱並不能完全反映一個人的學術水平。有些人的高級職稱其實是哭來的，鬧來的，行賄行來的，拉關係拉來的，濫竽充數，根本沒有真才實學。我瞧不起這個。何況，在我們研究所裏，比我資格老的人有的是。比如說老張是1965年畢業的大學生，因爲性格耿直得罪了領導，職稱問題始終得不到解決。就是這樣老資格的老張，第一次也沒有評上副高級職稱。
　　
　　第二次還是沒有我，也沒有老張。我沒有替自己申辯，但替老張爭了幾句：「老張都是年過半百的人了，研究成果雖然不多，但那是歷史原因造成的。誰不想多出成果呀，你不讓人家搞嘛！過去不讓人家搞現在又嫌人家成果少，這難道合理嗎？」
　　
　　所長和學術委員會主任都沒有表態，好象他們根本就沒有聽見我說了些我們似的，臉色也有些不大好看。
　　
　　老張聽說我爲他說了幾句好話，竟感動得緊緊拉住我的手，幾乎要流出眼淚來了。
　　
　　「XX同志，謝謝你，謝謝你。我，我……」
　　
　　「老張，別難過。」我趕緊安慰他道。「不就是說你成果少嗎？我們合作好不好？你有經驗我年富力強，還怕搞不出點東西來？」
　　
　　「好！好！」老張激動的連連點頭。
　　
　　我和老張通力合作，終於弄明白了這樣一個事實：物質中的磁性似乎總在超導上起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