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丽君编译报导）根据《华盛顿邮报》2026年9月4日刊登英国前安全事务国务大臣、现任国会议员暨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杰出研究员汤姆·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的评论文章，警告北京正把基础建设、主权争议乃至国际机构转化为对台施压的工具，逐步压缩台湾的安全与国际空间。文章以即将启用、距金门机场仅约10公里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为例指出，北京在两座机场空域高度接近、飞航安全亟需协调的情况下，仍拒绝与台湾建立资讯共享、协调程序与安全热线。图根哈特认为，这绝非单纯的航空行政争议，而是北京利用台湾遭排除于部分国际机制之外的不对等处境，单方面扩张自身行动空间、迫使台湾承受更高安全风险的灰色地带胁迫手法。 迫近金门的翔安机场：民航建设背后的政治进逼 图根哈特在文章开头将视线拉到台海前线：一座大型国际机场正在福建厦门兴建，而海峡另一侧，就是长期处于两岸地缘政治最前线的金门。这座由台湾管辖的离岛，至今仍保留国共战争与两岸长期军事对峙留下的历史痕迹。如今，图根哈特警告，北京对台施压已不只展现在军机、军舰等传统军事手段，民航基础建设与国际制度同样可能成为逐步改变现状、扩张控制空间的工具。 正在兴建的厦门翔安国际机场距金门尚义机场仅约10公里。图根哈特并不否认厦门兴建新机场具有正常民航需求；真正令人警惕的是，两座民用机场如此接近，相关航路与邻近空域的安全运作高度仰赖双方即时、可靠的航管协调。航机起降、重飞、偏航、恶劣天候或其他紧急状况，都可能需要迅速交换飞航资料、确认航机位置与意图，并透过明确的标准作业程序避免安全间隔受到影响。这也是为何邻近机场之间建立资讯共享与紧急联络管道，不只是行政便利，而是降低飞航风险的重要安全机制。 然而，台湾方面多年来要求就翔安机场建立资讯共享、协调程序与专用安全热线，北京迄今仍未建立相关合作安排。这使问题超越了一般的两岸政治争议：当一座大型国际机场紧邻金门投入运作，航班与空域使用增加，却缺少两岸直接而制度化的飞航安全协调，一旦发生异常飞行情况，政治上的拒绝接触便可能转化为实际的航管压力与安全风险。换言之，北京拒绝协调的代价，最终可能由每天进出相关空域的民航机组与乘客共同承受。 图根哈特认为，这并非单纯的官僚疏失，问题也不只在机场本身，而在于北京如何利用两岸政治上的不对等地位扩张自身行动空间。翔安机场争议所暴露的，正是政治对抗如何渗入原本应以安全为优先的民航协调机制；而台湾为何难以透过既有国际制度取得更有效的协调与保障，则牵涉到北京多年来在国际组织中推动的另一层政治封锁。 翔安机场争议由此揭示出中共灰色地带施压更难处理的一面：它未必以军事攻击或公开冲突的形式出现，也可能借由民航建设、行政安排与制度上的不对等地位，一步步扩张北京的行动空间。每一次单方面改变看似有限，但当这些改变持续累积，台湾可以协商、拒绝或维持现状的空间也可能随之受到压缩。 工具化国际组织：从“一中”封锁到“朝贡与胁迫” 图根哈特进一步将翔安机场争议放进更大的国际政治脉络中。他认为，北京对台施压并不止于台海周边的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更透过其在国际组织中的政治影响力，压缩台湾参与全球治理与技术合作的空间。翔安机场因此不只是一宗地方性的飞航安全争议，更暴露出台湾遭排除于相关国际机制之外后，政治封锁如何可能进一步转化为现实的安全问题。 文章回顾，台湾曾于2013年以特邀嘉宾身分出席国际民航组织（ICAO）大会，并于2009年至2016年间以观察员身分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然而，此后北京以其“一个中国原则”为依据，持续阻挠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下的相关机构。图根哈特指出，这种排除并非只是外交名分之争。以ICAO为例，当台湾无法正常参与制定、交换与协调国际民航安全资讯的制度平台，而北京又拒绝与台湾直接建立翔安机场相关协调机制时，政治孤立便可能产生具体的飞航安全后果。 更值得警惕的是，北京不只要求其他国家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试图将自身对台湾主权的“一个中国原则”，包装成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既定规则。图根哈特特别提醒，多数西方国家采取的是各自表述、法律文字有所区别的“一个中国政策”，并不等同于北京所宣称的“一个中国原则”，更不意味这些国家承认北京对台湾拥有主权。这项看似只是外交措辞的差异，实际上关系到北京能否把自身政治主张逐步转化为国际组织中的制度性现实。 图根哈特并将北京对国际制度的运用形容为试图把现代国际合作重新导向一套“朝贡与胁迫”（tribute and coercion）的权力逻辑：各国若接受北京设定的政治条件，便可获得合作与利益；若拒绝服从，则可能面临外交、经济或制度性压力。中共过去一度有4名中国籍人士同时担任联合国15个专门机构的最高主管，显示北京早已积极争取国际组织中的制度影响力。问题不在中国籍人士担任国际机构主管本身，而在于图根哈特所警告的更深层风险：当一个大国试图把自身的主权主张嵌入原本应服务所有成员的国际制度，国际组织便可能从协调共同利益的平台，逐步变成施加政治条件与排除特定参与者的工具。 因此，图根哈特向西方国家提出的警告并不是要求放弃外交上的模糊空间，而是要求各国守住自己原有政策的界线。承认北京政府，不等于接受北京对台湾主权的全部主张；维持“一个中国政策”，也不代表国际社会必须默许北京以“一个中国原则”为由封锁台湾参与攸关飞航安全、公共卫生等跨国议题的国际合作。当外交上的模糊被北京逐步转化为排除台湾的制度性工具时，原本用来维持和平与弹性的政策安排，也可能反过来成为北京扩张政治控制空间的杠杆。 翔安机场逼近启用：台湾面临飞安与国安双重压力 除了图根哈特提出的政治与制度层面警告，翔安机场本身的建设进度，也让金门周边的飞航协调问题日益迫切。厦门翔安国际机场是中共“十四五”期间规划建设的重要航空枢纽之一，飞行区等级为4F，2022年全面开工，规划年旅客吞吐量4,500万人次。随著机场朝启用目标推进，这座大型航空枢纽与金门尚义机场相距仅约10公里的特殊地理条件，也使原本就高度敏感的两岸空域面临更复杂的航管协调需求。 这项压力并非到翔安机场兴建后才突然出现。北京近年多次单方面调整台海周边民航航路，包括取消M503航线原本向中国大陆一侧偏西飞行的措施，使航机得以更靠近台海中线运行，并先后启用连接M503、邻近金门与马祖空域的W122、W123衔接航线。台湾政府曾对这些未经两岸协商的航路调整提出抗议，认为相关措施不仅增加金马地区的飞航安全与航管压力，也具有进一步压缩台海安全缓冲、片面改变现状的疑虑。随著翔安机场投入运作，航班数量及相关航路使用可能增加，使建立即时资讯交换与异常状况协调机制更加重要。 对金门而言，真正需要防范的不是正常民航班机本身，而是在如此狭窄且政治高度敏感的空域内，双方缺乏直接、制度化的航管协调。恶劣天候、航机重飞、偏离预定航路或其他突发状况，都可能使原本划定的飞航程序面临额外压力。台湾方面因此持续要求北京提供翔安机场相关飞航资讯并进行协商，以确保金门航班的安全运作。这也再次凸显前述矛盾：北京可以单方面增加邻近台湾的航空活动，台湾却难以透过正常国际民航机制与两岸制度化管道取得相对应的协调保障。 翔安机场的战略位置同样引起台湾国安与防务研究界关注。大型民用机场通常具备长跑道、大型停机坪、燃料与地勤等基础设施，在特定情况下具有军民两用潜力；翔安机场又位于台海第一线，使其战时可能具有的后勤与航空支援价值格外敏感。不过，民用机场具有潜在军事利用能力，并不等于可以直接认定翔安机场就是为军事行动而建。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如果北京将民航航路调整、海警行动与军事活动交错运用，民事与军事行动之间的界线将更加模糊，使台湾更难迅速判断一项异常活动究竟是一般民航或执法行动、灰色地带施压，还是更高强度军事行动的前兆。这种刻意或实际形成的模糊性，本身就可能增加台湾预警、决策与危机处置的难度。 图根哈特对翔安机场的警告，因此不应只被理解为一场金门地方性的飞航争端。从拒绝建立必要的飞航协调，到利用“一中”主张排除台湾参与国际机构，再到透过一次次单方面行动逐步改变台湾周边的运作环境，这些看似分散的事件共同指向灰色地带胁迫最棘手的特征：它往往不以一次足以引发国际危机的剧烈行动改变现状，而是在战争门槛以下不断累积既成事实。若国际社会对这种模式缺乏回应，受到侵蚀的就不只是台湾的安全空间，也包括国际民航安全与以协商、互惠为基础的国际规则。 （人民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