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中共地方政府债务早已不是官方口号“风险可控”所能掩盖的。据中共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末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余额14.3万亿元，经大规模发债将隐性债务置换成显性债务后，2024年末降至10.5万亿元，2025年末进一步压至约6.5万亿元。 然而，地方政府法定债务余额从2023年末约40.7万亿元大幅攀升至2025年末54.8万亿元，2026年中期部分统计口径已接近或超过58万亿元。全口径政府债务，即法定和隐性在2025年末达到102.5万亿元，负债率升至73.2%。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从2021年高峰期近8.7万亿元腰斩至近年4万亿元左右水平，地方财政对专项债、再融资债券的依赖急剧加深，换句话说，举债是地方财政能支撑下去的主要途径。 目前，居民住户存款余额约172.86万亿元至173.5万亿元量级，看似非常庞大，但这却是数亿家庭房贷、养老、医疗与预防性储蓄的最后堡垒。中央财政国库余额有限，又要大规模转移支付给地方，国防、维稳、教育等刚性支出与稳增长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钱，因此整体债务压力已从局部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网传习近平下达死命令要“地方融资平台2027年6月底前全面退出、隐性债务2028年底前清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中共将其确立为硬性政治任务。这显然不是技术性债务管理，而是自上而下压下来的政治指标。地方党委政府必须按时交差，否则党政一把手面临问责和下台。 这种把盘根错节、层层套嵌、系统性复杂债务问题简化为定期清零的做法，与疫情时期“动态清零”的逻辑一脉相承，完全符合习近平的执政风格与一贯粗暴的施策方针。外行领导内行、一刀切、运动式执政。 这一解决债务问题的途径根本不触及债务产生的制度根源，官员晋升激励驱动下的盲目投资、土地财政依赖、央地事权财权错配、融资平台软预算约束机制，等等问题压根不提，取而代之的是行政强制、政治站队和服从性测试，与统计意义上的数字达标。据中共官方数据，截至2025年末，全国已有超过82%的融资平台实现名义退出，部分省份甚至将完成时间提前，政治任务的刚性迫使地方官员加大执行力。 所谓“化债清零”，在操作层面很大程度上是债务转移与负债掩盖，而非真正消除债务。中共核心手段是发行更低成本、更长期限的地方政府债券，将原先藏在城投、融资平台表外的高息隐性债务，置换进政府法定债务账本。中共在利用低利率杠杠减轻债务利息负担，银行利息走进1时代，并非单纯著眼于刺激消费，拉动投资，另有一手就是大规模降低债务利息成本。 2025年，中共通过“6+4+2”组合，一次性增加6万亿元债务限额分三年置换、连续五年每年约8000亿元专项债化债资源累计4万亿元、部分棚改债务延期，将2028年底前需地方自行消化的隐性债务规模大幅压缩至约2.3万亿元量级。置换后平均利息成本下降超过2.5个百分点，累计可节约数千亿元利息。 这与过去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坏账“搬家”的套路一脉相承，负债主体丝滑切换，短期高成本变成长期低成本，“看不见”变成“看得见且可控”。但债务总量并未消失，偿债责任也没有改变，只是换了会计记账位置和债务期限结构。地方城投平台“退出”同样是如此玩法，名义上剥离政府融资功能、从监管名单除名，但许多平台通过更名、合并、债务重组或国企承接继续存在，真正市场化造血能力远未建立。政府欠了一屁股债后，啪啪屁股走人，行政上“清零”了，经济上债务链条仍在，只是不用政府承担了。政府有最大的老赖摇身一变成了诚信主体。 最后的债务谁来买单？过去化解金融或地方债务，常见路径是，成立资管公司剥离负债，央行通过再贷款、降准、流动性投放等方式间接输血，压低融资成本，再通过通胀、货币扩张、税收与非税收入、国有资产处置等渠道，将成本分散到全社会。 当地方政府土地财政式微、平台融资受限、中央财政空间收紧时，压力自然向企业和居民端传导。近期公开落地的多项政策，堵截资金外流、加大征税力度、打劫富人财产等等，正构成这一压力传导的操作链条。 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自2026年9月1日起不再免税，统一按20%缴纳个人所得税。这是取消实行32年的1994年特殊优惠。官方理由是税制公平、堵塞“假外资”套利漏洞、适应统一大市场建设。但在财政紧张背景下，它抢劫财富的动机一目了然。 同步推进的《地方附加税法（征求意见稿）》拟将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税率幅度11%—13%，由省级决定具体适用税率。现行综合负担在市区约12%、县城约10%、其他地区约6%，合并后取消城乡分档，部分低税率地区企业税负可能成倍上升。以实际缴纳增值税1000万元为例，原按6%附加约60万元，若改为13%则为130万元，增加70万元。这些调整单独看是税制规范化，放在“双清零”政治任务与地方财力缺口的大背景下，则是妥妥的合法强抢。 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同样在2026年中期高调部署。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相关通知，开展为期约一年的深化斗争，重点包括传统黑恶势力与利用网路平台、“软暴力”等新型形态，强调依法精准、打伞破网。公开表述仍是社会治理，但在财政压力与政治指标双重驱动下，地方执行层面往往会将其转化为创收手段。一旦普通经济纠纷、债务追讨或资产处置被戴上“涉黑涉恶”帽子，罚没、资产冻结与强制执行就可能成为补充财力的快捷通道。当正常税源与土地收入不足时，运动式执法与一次性罚没更容易被地方视为“完成任务”的当然选项。 近年来中共在税收征管、社保基数、非税收入、国有资产处置等领域持续加码。强化税务稽查、规范企业缴费基数、清理各类优惠、加大罚没与资产盘活力度。居民存款高企与政府财力紧张的对比，导致习近平治下的债务清零，可能比以往更极端。以往化解往往强调“在发展中化债”、留有弹性空间；如今明确设定2027年平台退出与2028年隐债清零的硬节点，并与地方官员政治前途直接挂钩。这强化了政治运动属性，压缩了技术性空间。 最终，债务不会凭空消失。置换降低了利息、拉长了期限，但总量仍在政府与关联主体资产负债表上。融资平台名义退出并不等于城投经济终结。税源拓宽与执法强化可以短期补充财力，却可能进一步抑制企业投资与居民消费意愿，深度击穿消费者信心与预期。居民存款不是免费的财政资源，一旦被各种功能手段持续抽血，社会安全感与预防性储蓄将加速瓦解。 中共急于甩地方债包袱、把清零当作政治任务压下去，短期可以制造统计上的达标，长期却把偿债压力更深地嵌入到企业和百姓的日常成本中。这不是简单的债务重组，而是一场以政治优先权力维稳为特征的债务转嫁。账面可以清零，账单不会消失。转移可以完成，代价终将由社会承担。官抢民的时代，并非突然开启，而是在债务高压与政治任务的双重推动下，逐步从隐性走向显性。 （人民报首发）△